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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臺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了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潔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