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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老巢的臺北也壓倒群雄，高掛榜首。我們算是有緣，在海外一次胡適思想研討會上不期而遇。讀其文、執其手、觀其人、聽其言；一表青年儼然又是一位小胡適。

哲生要我替他行將出版的博士論文寫篇序。我雖是個無事忙，也自覺不能不從命。哲生是他們這一代（胡適逝世後才出生的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適，我所認識的第一人。他這本書也是他們這一代紮紮實實的第一本書。作者今後至少還有六十年的著作時間。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專著會接踵而來。在他背後，我也知道更會有幾百幾千和他類似的青年學者，相率出現。在他們推動之下，胡適學將有一番光輝燦爛的新天地。對他這本處女作作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評，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這第一本書，在這個啟蒙後胡適學中所佔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寫一篇無關痛癢的序文。我想趁此機緣來談談我們這一輩對胡適的看法——胡適的出現是有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文化的背景；在這一時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麼作用，把中國文明又推向另一個新時代。

胡適是個很全面的人。各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他，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這一代的朋友們能對拙見有所匡正，那就是拋磚引玉了。

*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脫稿於北美洲

此文原為歐陽哲生著《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之「代序」

九、胡適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胡適當然不能例外。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適，首先就是檢討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間）長河裡的位置；然後才能討論他在這段歷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李鴻章的驚歎，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餘年的歷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的釐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態，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衝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至於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斗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滯不前了，沒進步了。為什麼停滯不前？湯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至於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中國歷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於東周之末，而終於秦皇漢武之世。一「轉」數百年，才又產生出另一「定型」來。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歎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觴。「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於這一類。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內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化土地公有為私有。此一演變早見於東周之初。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