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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之後，海內外確已逐漸溝通開放，但是在史學界，尤其治「傳統歷史」（traditional　history），在我們讀史者看來，海內外的觀點、方法、理論各方面，仍然是個「三不通」。學術思想如果存在著嚴重的「不通」，則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暫時性的。這個「文化結」不解除，政治結、經濟結，乃至軍事結是無法清除的。

「尋找真理」與「證明真理」

這個文化死結，何以結得如此牢固呢？我們讀者們冷眼旁觀，大致可提出數種假設來。第一是海外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牢不可破的成見。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人們立刻便想到「政治掛帥」。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治下，一切學術都是替政治服務的。替政治服務的學術，本末倒置，就談不到客觀研究。失去客觀研究的獨立性的學術，還有什麼學術可言呢？所以他們就漠視了。由漠視到藐視，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點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本身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個「絕對」的是非。以人類古代史而論，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個絕對的「是」；其他的說法則是個絕對的「非」。是非既然絕對化，則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就被拉回到古希臘詭辯時代，從「尋找真理」墮入「證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許證明，不許尋找，則亞里斯多德的「辯證法」便成為證明真理唯一的法寶了。中世紀的「上帝」既可由辯證法證明其存在，則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說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以神學法則，再回頭來探索歷史，社會科學家就不能接受了。在歷史研究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二十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就格格不入了。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視、相互藐視。彼此各是其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這個老死不相往來的怪現象，海內外歷史家都有責任。海外史家的責任是因噎廢食——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武斷作風的不滿而加以通盤否定。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責任則是「反解放」——在一個有四百萬「解放軍」保護之下的偉大國家裡，事事物物（包括農工和婦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時代中，而三十年來歷史學界所追求的卻是個逆流而行的「反解放」。反對歷史學裡的「解放運動」，那就自我封閉；自我封閉，則海內外就不易溝通，乃至老死不相往來了。

「奴隸社會」的實證和反證

在中國古代史的領域裡，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兩個關鍵性的概念。

「奴隸社會」在古代中國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它的肯定是絕對的。持否定態度的社會主義史學家則被斥為「託派」；非社會主義史學家，則為「資產階級史學家」。把這個觀點肯定得牢牢的，當首推郭沫若。郭氏自他二〇年代執筆始至七〇年代病歿止，他對這一古代史的論斷是篤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現代史學上對這個概念只能提出若干不完備的「物證」——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的實物作證。可是這些物證並不完備。例如郭氏認為最大物證便是「人殉」。人殉絕不能證明「奴隸制」的存在。今日有待發掘的「秦始皇陵」，將來開發時可能真的會發現殉者萬人的遺骸，但是始皇並不是個「奴隸主」。至於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黃鳥之詩》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隸。

至於郭氏所舉的文獻上的證據，如訓「民」為「奴」，「屨賤踴貴」以及「奴隸的身價」等等，都嫌支離破碎。總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斷難支援奴隸制的存在這樣嚴重的結論。郭氏死後，新起的年輕學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們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證明真理」這個原則上打轉，對郭氏舊說沒有作「尋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獻上找證據之外，他對「比較史學」上的證據，和「社會科學」上的證據，都隻字未提。

「奴隸制」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何種客觀條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發揮生產力？這一點我們就要從「比較史學」入手了。古埃及、古希臘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隸制絕對存在和絕對不存在的特徵，都值得我們比較研究。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隸主通常由非洲販賣黑奴。其實他們也曾試驗過就地取材來役使「紅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販運「黃奴」（從中國偷販所謂「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