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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裡了。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一八九〇年就發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於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校就讀了。

*原載於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在前篇拙文裡，筆者曾提到，在近百餘年的中國裡，李鴻章實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當國者，曾經領導我國參加過世界軍備競爭（World　Arm　Race）。

我們應當瞭解，自哥倫布發現美洲（一四九二），到二次大戰結束（一九四五），在白色帝國主義的五霸七雄（後來又加上個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之下，我們這個地球　，實在是個「土匪世界」（引李登輝總統的一句石破天驚的名言）。那兒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強權從何而來呢，曰：武裝也；軍備也。在李鴻章那個時代，人類還沒有發明飛機和原子彈。列強要橫行世界，就只能靠強大的海軍了

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海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國要維持「日不落」的權勢，在海軍實力上還要確保它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呢！換言之，大英帝國的海軍實力，要超出其它任何兩個列強合併起來的戰鬥力量。

同治九年（一八七○）以後，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深諳此道。他一再講，洋人的神氣，神氣在有「鐵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無鐵甲，你得閉起烏鴉嘴。

李鴻章是近百餘年來，我國僅有兩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來。筆者曾替顧維鈞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回憶錄。但是翻爛顧氏的公私檔案，我總認為威靈頓顧只是個「技術官僚」、「博士幫首」和「黃麵皮的洋員」。他一直只是在替老闆幹活而已；自己沒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和周恩來就不同了。

李鴻章也是近代中國搞以夷制夷的祖師爺——搞以夷制夷，連周恩來都未搞好。李鴻章當然也成績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鐵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無「鐵甲」為後盾，那就變成買空賣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專搞買空賣空，哪裡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鴻章立志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

老實說，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期（一八七〇～一八九五）的大清帝國，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是綽有餘裕的。大清帝國畢竟是個大帝國嘛！它和今日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共和國一樣，雖然也是一窮二白，但潛力是無限的。甲午之前慢說像上述的日本「吉野號」那樣的巡洋艦，就是再買它三五條「定遠」、「鎮遠」那一級的主力艦，也是輕而易舉的。

君不見一項〈馬關條約〉（一八九五）我們就賠了兩萬萬六千萬兩。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一九〇一），我們不又賠了四萬萬兩？合計，七年之內一下便賠掉六萬萬六千萬兩！——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沒錢買船？！

當然四萬萬兩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債主們退款，還要讓我的老師胡適之，我的朋友楊振寧、何炳棣去放洋留學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老太后當年賠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們到現在還沒用完呢！甲午戰前我們沒錢買船？！我們再買五條（定遠級主力艦）、十條（吉野級巡洋艦），也遊刃有餘呢！

有錢為什麼不買船，要等到打了敗仗，再去「賠款」呢？！

朋友，這便是上篇拙文所說的：專搞「四化」，不搞「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此地著重「往往」二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搞社會科學的人，不應該把話說得太「絕」。

須知，四化者，科技現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現代化也。「政治現代化」不一定要搞什麼鳥「民主牆」嘛！但你至少也該搞個乾淨而有效率的現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當時德國和日本那樣。像我們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攤爛拘屎，總歸是不夠資格參加世界軍備競賽的——帝國主義雖然都是「土匪」、「強盜」，但是盜亦有道也。

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