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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的”。他能夠做的只是希望佩裡埃“（對奧地利入侵博洛尼亞）不要擺出過於好戰的姿態，因為我們必須牢記人們希望獲得貸款。”確實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財政上的考慮使得法國政府在教皇公國問題上避免了與奧地利開戰。市場對於貸款將穩定財政狀況的期望抵擋住了戰爭危險帶來的悲觀情緒。實際上，法國財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場的一次輕微上揚提出了對自己更為有利的貸款條件，這也被詹姆斯認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個跡象。而潛在敵對國的大使，比如韋特（普魯士）和波佐（俄羅斯）個人也對參與貸款業務感興趣，也向列昂內爾暗示，和平將被維繫。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體會到的一種感覺十分重要。“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他向內森坦白說，“今非昔比，以前，這樣的貸款完全由我們自己包攬。”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實際上，1831年的貸款數額並不足以解決法國政府的財政問題，詹姆斯從一開始便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此外，財政部同時進行的公眾訂購“國家貸款”的計劃以失敗收場：8000萬法郎的“國貸”只賣出去2500萬法郎，剩餘的最後只得賣給銀行財團。如果當政的是一個比佩裡埃更為激進的政府，那麼它肯定會效仿18世紀90年代的做法，透過印鈔票來追求一種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裡埃仍然在任，金融現實主義就一直佔據著上風。8月，隨著比利時危機逐漸緩和，詹姆斯很高興地聽到政府準備再籌集1億法郎的貸款來減少流動債務。兩個月後，他和列昂內爾再次確證，佩裡埃說他“將實現維萊勒沒能做到的事，他將發行5％利率的債券，然後再減少它們”，這是一個削減開支的明確訊號。此外，維持償債基金的決定也讓詹姆斯和列昂內爾感到十分高興。1832年，他們再次在法國金融市場上發力。5月，羅斯柴爾德為首的財團競得了4000萬法郎的巴黎市的貸款。這為獲得另一筆1�5億法郎的政府貸款鋪平了道路，同樣也是由財團共同運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堅持等到荷蘭放棄對於比利時的宗主權，然後再提供貸款。到這個時候，認為法國可以無須英國同意就能採取單邊軍事行動的想法並不被認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慮提供另一筆貸款時，外界對於法國的侵略性擔憂已經消退，這一點可以從公債的價格走勢上看出來，2月，3％利率的公債價格短暫地達到了80點。實際上，法國政府選擇削減了軍隊規模，繼而控制國防預算，而且，很快就開始討論實行另一次債券轉換計劃，降低現存的債務成本。類似的事4年後仍在討論。

簡而言之，法國政府在財政上受限，但這種限制並不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獨自施加給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銀行聯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點是，19世紀30年代，不存在羅斯柴爾德壟斷法國公共財政的現象了，因為這個時期的貸款都是由銀行團體公共運作的；與此同時，國庫券的售賣業務參與者更為眾多。詹姆斯拜訪佩裡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為了獲得敏感的財政訊息，而非發揮自己的金融槓桿作用。他在1832年1月談道：“與薩洛蒙一起去拜訪佩裡埃，打探他是否有什麼訊息，進而根據他提供給我的資訊來決定我將來的行動，因為我們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債，因此行事必須萬分謹慎。”

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普魯士、俄羅斯和法國在19世紀30年代決心在比利時或波蘭問題上開戰，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本無力阻止。不過，這也低估了這一時期梅特涅的奧地利在中歐以及東歐所扮演的領導角色：如果沒有奧地利的參與，實際上更是領頭，反對革命傳播的保守遠征是難以想象的。這點讓我們關注到薩洛蒙在維也納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時被描繪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後爆發戰爭。

早在1830年11月，薩洛蒙便暗示根茨，羅斯柴爾德兄弟遭受重大損失之後，已經無力資助發動一場戰爭。類似的是，當梅特涅派奧地利軍隊進軍博洛尼亞時，詹姆斯對佩裡埃進行干預，他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財政疑問，在戰爭前夕，他問：“奧地利如何能夠支付它的（債務）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賭一場戰爭）。”與詹姆斯一樣，薩洛蒙在維也納也沒有佔據壟斷的地位。1830年春天，當奧地利政府發行3000萬古爾登的4％利率公債時，薩洛蒙只是承銷的4家銀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從貝特曼手裡奪得5％利率債券的轉換業務。革命之後，他與他的兄弟一樣，無力去想政府貸款被他的競爭對手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