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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英鎊了，這筆錢是我們這邊付給巴伐利亞大臣（歐廷根王子）的，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真的不認為你可以放出這麼大數目的款項，我的意見是你應該這樣告訴他——我們沒有絲毫理由去為他破費，而且我已經看到，無論你是否給他這筆錢，猶太提案的命運都不會有任何不同——我只能重複我反對付這筆款，而且在目前的形式下，你並沒有得到對於這筆借款的任何授權。

現在不清楚列昂內爾是否違背了他兄弟的意見。我們知道阿爾伯特在納特寫了這封信10天之後，以20000英鎊買下了巴爾莫羅城堡及其10000英畝的土地，不過我們在皇家檔案中沒有發現羅斯柴爾德捲入這次交易的任何跡象。另一方面，列昂內爾確實在1849年1月到溫莎拜會了阿爾伯特和斯托克瑪。可以讓人產生聯想的是在1850年7月——列昂內爾為獲取席位用修改後的誓言起誓的有名的努力之前11天——他捐出了50000英鎊用於補貼阿爾伯特的最愛，一個資金長期處於匱乏狀態的“萬國工業博覽會”專案。3年後，很明顯受到來自於“宮廷”的壓力——也就是阿爾伯特和斯托克瑪——導致阿伯丁爵士放棄了對解放猶太人的反對立場，形成了皮爾派和輝格黨人的聯合。相關的證據非常豐富，但似乎並沒有理由去推斷列昂內爾確實做了些什麼事情去“讓阿爾伯特使用了他的影響力”。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2）

然而，無論列昂內爾在這個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結果證明還是遠遠不夠的：想象一下，上院議員的反對可以透過給“宮中人物”意思一下後就得以化解，是一點都不現實的想法。正如羅素十分無奈地說：“你有一個如此令人討厭的習慣，把任何事情都賦予一個貨幣價值，你好像認為甚至原則都可以買到。現在全國上下反對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會派（HighChurchParty）和低教會派（LowChurchParty）中的大多數人對一個人的方式。現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讓他們中的一個機構來為你出戰，因為他們的反對是最有原則性的。”羅素認為，說服而不是行賄才是唯一可以推進整個事件的辦法。儘管羅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個提案，並在下院獲得透過，但同樣（跟他事前預計的一模一樣）在上院以95票對25票被否決。

這激勵列昂內爾最終“接受奇爾特恩英皇直屬領地總管的職務”——強行在金融城裡進行一次遞補選舉——這是他發表在《時報》上宣告中宣佈的“致倫敦市的選舉人”行動：“現在是一場在上院議員與你們之間的戰爭。他們試圖維護最後殘留的宗教歧視，而你們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們已經準備好了發動一場擺在你們面前的維護《憲法》的鬥爭。”實際上，他的那些更為激進朋友——比較著名的有下院議員J·阿貝爾·史密斯和約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羅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決後就要求他進行一次強制補選，因此，這次運動本身並不令人意外。是列昂內爾講話中的那些火暴語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風暴”。

要想弄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在心裡牢記當時在更廣大的歐洲範圍內的歷史背景，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在那樣的環境狀況下產生的。1848年1月1日，阿爾方索給列昂內爾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在新年的時候見證“超越迷信和偏見原則的宗教平等的勝利”的期待。毋庸諱言，最後他所見證的遠遠超過了這個期待。然而，雖然1848年的革命確實在某些歐洲國家給予了猶太人政治平等（儘管只是暫時性的），但是這場革命對於解放運動在英國的淨效應基本上是負的。正如來自巴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的信中所表達的，突如其來的革命對大規模反猶太人暴力行動產生了隔離作用，而且也發出了可能爆發這種問題的警告，例如在德國的農村地區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區。然而，與此同時，很多自認為是革命領袖的更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自己本身就是猶太人——就像梅耶·卡爾所認為的“猶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猶浪潮”。猶太人的解放思潮與歐洲大陸的革命膠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雙倍的破壞性。列昂內爾的講話向很多支援他的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表明，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們的激進主義陣營——甚至憲章運動——而當時這些激進分子正在譴責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鎮壓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援。

不論列昂內爾在他的支持者中喚醒了什麼樣的意識，他的策略只是選舉的開局。他戰勝了他的託利黨對手約翰·瑪耐斯，最後得票是6017票對2814票。由於把自己放到了激進分子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