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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時期，倫敦市複雜的政治選情使人們對勝利喪失了信心。向東遠至哈姆雷特塔的選區是比較大的一個（1847年投出了接近50000張選票），有4個下院議員席位。這一次，總共有9位候選人——自由黨人4名，皮爾派保守黨人1名，保守黨人3名，自由候選人1名，競爭非常激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就舉行了大約12場公眾聚會。列昂內爾的參選綱領給人的第一印象並沒有什麼特別：除了顯而易見的“信仰自由”的宗教綱領外，他宣佈他支援自由貿易。很明顯，他並沒有遵從納特的建議“走得比約翰爵士稍遠一點”並“儘量地朝自由的方向走”。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他所採取的立場甚至有可能傷害到他自己：他提倡降低菸草和茶葉的進口稅，推行財產稅，這種立場廣受沒有投票權的窮人歡迎，但很難想象能在有錢人的選舉中勝出。儘管得到了一位名叫勞齊的富有遠見的天主教牧師的明確支援——而且看起來列昂內爾接受了他的支援——但列昂內爾宣佈他本人反對增加給梅努斯天主教學院的捐款（儘管他迴避了政府對教會學校資助這個更為廣泛的原則問題）。猶太人的選票也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麼重要：當時還沒有太多的猶太人獲得投票的資格，而且去登記投票的人也不多。列昂內爾得到了至少一個猶太人保守團體的支援而且得到了他母親的保證，“猶太人將會組織起來，身著盛裝去為你投票，”皮爾派保守黨馬斯特曼儘管宣稱反對猶太人的解放，但他也在設法保證選舉的順利進行。

從另一方面看，列昂內爾具有兩種優勢。在倫敦，報紙所起的作用要比在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大很多，而他與新聞界人士的聯絡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可以肯定，當時猶太人出版事業尚在襁褓之中。1841年，他與其他人一起投資了雅各布·富蘭克林的《雅各布之聲》，之後不久改版為《猶太新聞》（JewishChronicle）。但列昂內爾對《時報》29歲的編輯約翰·薩杜·德蘭來說是一位非常有影響的贊助人，而約翰·薩杜·德蘭則成功地為他起草了他的競選演講。站在德蘭的角度，他相信是他保證了列昂內爾的勝利：他發現結果公佈後，夏洛特“處於一種欣喜若狂的興奮及滿心感激的狀態之中”，而他被納特和安東尼鋪天蓋地的感謝所淹沒。《經濟學人》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另一方面，對猶太人的解放持反對態度的人，只是透過站在他們立場上的記者進行辯論。歷史學家J·A·弗勞德回憶當他們站在匹克迪利148號前時，托馬斯·卡萊爾的感慨：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2）

我並不是說我希望約翰王再回來，但是如果你要問我用哪種方式對待這些人更接近全能的上帝的意願的話——是為他們建立像這樣的宮殿，還是帶給他們鉗子——我選擇鉗子“閣下，現在政府需要你與你的金融機構所聚斂的數百萬英鎊中的一部分，你不給？很好”——說話的人用他的手腕緊一下旋鈕——“現在給了嗎？”——再緊一下，一直到拿光這幾百萬元。

有些不可思議的是，卡萊爾聲稱，如果他寫一本支援廢除限制人身權利的小冊子的話，列昂內爾就會給他一筆很慷慨的潤筆費。卡萊爾大概是這樣回覆他的：“這不大可能我也發現我無法想象為什麼他和他的朋友們應該正在等待著希洛，到來的時候，還要尋求在外邦人的立法機構中的席位。”他在給下院議員蒙克頓·米爾尼斯的信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猶太人很壞，而一個假猶太人、一個騙子猶太人又怎麼樣？而且，不管他所有的思想、行動和努力的方向如何，一個真正的猶太人又怎麼可能企圖成為一名參議員，尤其是作為破落的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公民？”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卡萊爾正處於與亞歷山大·巴林的妻子哈蕾·阿西布坦夫人的三角戀中。不過，卡萊爾沒有把對列昂內爾的抵制公開化，並沒有像《先驅晨報》那樣稱列昂內爾為“外國人”，也沒有像一位託利黨候選人那樣說列昂內爾的最適合的地方是“作為猶太的王子之一，在猶太的王國”。卡萊爾的態度明顯地站到了薩凱雷的對立面，薩凱雷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往之後，經歷了對這個問題的一個轉變過程。具體來說，他表現出了對安東尼的妻子路易莎的好感，他為在1848年時對她的攻擊做了道歉。他在1850年2月參加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宴會（發現這家的女人“都很不錯”），在1856～1857年間，與路易莎偶爾有友好的書信來往。她出現在《潘登尼斯》上的表象是“一位猶太女士腿上坐著一個孩子，她面對孩子的臉上閃耀著甜美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