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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一部　金錢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1）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所有這一切蘊涵著這樣一個道理：為了做某事你必須成為某人。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歌德，1828年10月

一位旅行者抵達18世紀的法蘭克福，當他越過通往法赫特門的薩克森豪斯大橋時，幾乎不可能錯過反猶宣傳畫“Judensau”——該詞意即“猶太人的母豬”（見圖1�1）。畫在牆上的這幅畫內容猥褻，它描繪的是一群猶太人在一頭兇惡的母豬面前——或身下和身後——做著汙穢的事。其中一人吮吸著母豬的乳汁，另一個人（身著希伯來長袍）抓著母豬的尾巴，讓第三個人（也是一個希伯來人）吃它的排洩物。“猶太惡魔”則在一旁滿意地看著。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還能看到第二幅更讓人覺得反胃的影象：畫面中，一個死嬰張著雙臂，身上佈滿了刀傷，身體下方是9支短劍。“在1475年濯足節星期四的這一天，”圖上的文字說，“只有兩歲的可憐小西蒙被猶太人殺害”——這是“特倫特的西蒙案件”的一個“解釋”，西蒙據稱死於“殘忍的謀殺”；這一傳說藉此抨擊猶太人謀殺異教徒的孩子只是為了將他們的鮮血放進未發酵的麵包中。

這類帶有反猶色彩的圖畫並不罕見：猶太人崇拜豬的情形能夠在許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見到，而時間則可以追溯到14世紀，而殘忍謀殺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則是在15世紀。而讓法蘭克福的圖畫變得與眾不同——至少在這個城市最傑出的人物約翰內斯·沃爾夫岡·歌德看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個人仇恨的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紀念物出現的”。猶太人、母豬以及死嬰都是官方核准的標誌，它們由長久以來對城鎮中猶太人的敵對傳統積澱而成。

有關法蘭克福第一個猶太人社群的首次歷史記錄出現在12世紀中葉，當時的人口在100～200人之間。它的歷史也是一部蒙難史，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受到異教徒迫害。1241年，法蘭克福3/4的猶太人在所謂的“猶太戰爭”中被屠殺。在隨後的數十年中，猶太社群憑藉猶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個世紀之後，在1349年，同樣的情形再次出現。在這兩起事件中，謠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戰役”中；人們擔心猶太人與蒙古人串通一氣；第二次則是一些苦修者散佈謠言稱猶太人將會把瘟疫帶進城裡。

不過，猶太人仍然存在於世界範圍內，也說明了為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在1236年宣佈猶太人“是我們忠實的傭人和奴僕”以及各市政廳傾向於鼓勵猶太人定居下來的原因。因為猶太人是稅收以及貸款的來源（猶太人當時可以不受禁止發放高利貸等法律規定的約束），官方向他們提供“保護”以及有限的優勢來換取現金。不過，保護和限制一直是並存的。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猶太人被集中到一個特定的“猶太人聚居區”（ghetto，該詞來自於義大利語中的borghetto一詞，意即郊區）：這是城市東北邊緣地區的一條狹長的街道，街道兩邊都建有大門。對於生活在這裡的110名猶太人來說，在所謂“猶太街”裡的監牢般的生活意味著一個“新埃及”。另一方面，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脅也讓猶太人聚居區帶有一點避難聖地的色彩。不過，1504年的殘忍謀殺指責以及5年後試圖宣佈“猶太人為異教徒”的陰謀警示人們，猶太街的地位極其微弱；到1537年時，猶太街的人口構成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路德教徒佔據了大多數人口，而他們對猶太人存在固有的敵意。猶太街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避難所；1542～1610年期間，它的人口數量增長為400～1380之間（人口增長與荷蘭的胡格諾教徒移居到法蘭克福是相對應的）。這些新興人口的流入所導致或與之相應的經濟與社會緊張狀態觸發了公眾反對猶太街的大規模暴力活動：“菲特米爾茨暴亂”，這場暴亂因其領導者文岑茨·菲特米爾茨而得名，菲特米爾茨當時是一個店主。不過這次暴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情形（猶太人被驅逐出城區），而且沒過多久，帝國軍隊就平息了暴亂。菲特米爾茨和其他暴亂的領導人被處以絞刑，猶太人重返家園，他們是皇帝“庇護”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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