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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反之，很難想象他們在緬甸紅寶石礦或者新蘇格蘭鎳礦完全沒有歐洲直接控制的情況下進行投資。南非的情況說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對以塞西爾·羅德斯為代表的帝國主義的態度充滿著矛盾：儘管黃金和鑽石礦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羅德斯更為廣泛的將英國的政治影響力擴充套件到開普殖民地北部地區的計劃。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對這些帝國領地上的鐵路有什麼興趣。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一般說來，羅斯柴爾德家族只會在他們覺得這種做法肯定不會引發與歐洲其他大國的衝突，或者是（但不很常見）他們覺得如果英國不作為，另一個競爭對手會建立一個經濟上限制更為嚴格的殖民地統治（人們通常認為法國和德國的政權比英國的更加趨於保護主義模式，儘管事實上法國和德國的關稅並沒有很明顯地高過英國）的時候，才會支援英國的帝國建設。這種對避免國際爭端的追求解釋了羅斯柴爾德偏向於被稱為多國帝國主義的體系的原因，在這種體系下，經濟方面的利益受到了一個以上的歐洲大國的保護。典型的例子是埃及的情況，在這裡，羅斯柴爾德家族試圖透過兩個國家的債券持有人分享利益的方式來協調英國和法國的政治利益衝突（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希臘和土耳其基本沒有什麼利益，但是類似的多國金融保護的模式也在這些地方採用）。在中國，他們也支援在歐洲各個大國之間進行合作。

應該強調的是，對於所有這一切來說，有某種程度的本能在裡面，而當批評家（像霍布森）提出帝國主義理論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納蒂在1906年5月寫給巴黎的信中說，“如果他們生活在歐洲，這些投資人和資本家怎麼具體考慮他們本國的股票？”他有一種模糊的概念，認為投資者被較高的收益所“迷惑”，因此，這說明海外投資風險較高，而他自己對具體地區和領域的偏好看起來也是基於大部分都無法言明的假設之上。然而，他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假設遠不是用無法言明就可以解釋的：在此之前以及自此之後，沒有家族成員在政治上這麼活躍過。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變化。過去，羅斯柴爾德家族傾向於透過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來看待政治：詹姆斯對外交事務的所有干預幾乎都是基於他的商業方面的算計。而這種說法無法適用於第四代成員。自身的經濟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有時候納蒂和艾爾弗雷德的立場是基於“純粹”意識形態或者是政黨政治的原因，與N·M·羅斯柴爾德公司的業務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就如在他們擁有私人利益的某些地區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帝國控制力的可能性一樣。具體來說，納蒂認為他自己“戴著不同的帽子”：一頂是為紐科特戴的，一頂是為威斯特敏斯特戴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一頂是為東區戴的，一頂是為西區戴的。那些職業政治家也傾向於以同樣的方式思考，儘管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私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的界限都能夠進行完滿的劃分。

事實上，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對於經濟的優先考慮通常還要勝過羅斯柴爾德家族自己所意識到的。儘管他們從高水平的資本輸出獲得利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具體的專案中，第四代通常都會讓國家的政治考慮優先於羅斯柴爾德各銀行之間集體的經濟利益。事實是，英國金融重點不再放在歐洲的重新定位，使得羅斯柴爾德家族連線倫敦、巴黎、法蘭克福和維也納的網路在某種程度上被荒廢了。同時，法國和英國之間出現的殖民地利益紛爭使羅斯柴爾德家族面臨兩難的選擇。正是在此期間，各家銀行更加獨立地各自為政。這些英—法之間的不和，以及奧地利對歐洲以外的世界所表現出來的麻木，都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帝國的金融政治：埃及

羅斯柴爾德家族捲入英國的帝國事業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例子。眾所周知，是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在1875年給迪斯雷利政府提供了400萬英鎊的無抵押貸款，使英國皇室得以收購了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大量股票。撇開圍繞著這場交易的那些羅曼蒂克的光輝，這件事通常被看做是1882年後邁向英國對這個國家的軍事佔領和經濟控制的第一步，而整個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也都提供了便利。然而，走向蘇伊士股票購買的道路並不是平坦的；在很多方面，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埃及的作用都說明了在像“帝國主義”這樣的歷史概念後面所隱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