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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中期的每年78�5萬英鎊到1898～1904年間的160萬英鎊）。

圖2�2羅斯柴爾德家族平均年利潤（合併分行報表），選擇性時段（單位：千英鎊）

這在倫敦羅斯柴爾德家族與英國的整體經濟之間引出了一個有意義的類比。很多年以來，經濟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大約在1870年以後，英國的經濟遭遇了相對的衰退，主要的表現是這期間美國或者德國的經濟出現了更快速的增長，而英國作為重要的產品出口國的統治地位在下降。當一部分人認為這個相對下降是因為“企業家的失敗”，或者甚至是由文化決定的“產業精神的衰落”的時候，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倫敦金融界是一個集體罪人，他們在19世紀末期透過鼓勵過度水平的資本輸出阻礙了英國產業的現代化程序。在整個19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在鼓勵這種資本輸出的過程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而且一直到1914年都還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因此，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納蒂不僅應該為他自己的公司的衰落承擔責任，還應該為英國的整體經濟的衰落承擔責任。

現實的情況是，英國經濟的衰落，與1914年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衰落一樣，被誇大了。如果能夠證明出現了資本短缺造成英國公司無法對其生產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的話，資本輸出的本身也僅只是使英國的工業投入出現缺口的一個原因；而實際上，幾乎找不到這樣的證據來支援這樣的說法。事實上，英國的高水平資本輸出，是英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使然，英國是工業產品的出口者，食品和其他初級產品的進口者，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最終債主，技藝嫻熟的殖民者輸出國，適用於絕大部分海域及陸地（在1860年為950萬平方英里，1909年為1270萬平方英里）的法律和法令的帝國捍衛者。如果太狹隘地來測算這個體系的成本和收益——只看那些仍然生活在英國本土的英國人的利益，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根本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大約有4�44億人生活在某種形式的英國統治之下：與那些反殖民統治時期的民族主義者的宣傳相反，英國的政治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不可能也不會只考慮那10％正好生活在聯合王國裡的人。當海外擴張的利潤毋庸置疑地流入了相對較少的投資精英的口袋裡時，英國投資的乘數效應和貿易就讓人感覺不只是英國自己了。統治和保衛帝國的成本也不應該被誇大，由英國所導致的稅收和債務的負擔相對於英國統治的巨大範圍和由穩定的、基本上能保證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和自由移民的強勢英國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來說，事實上很小。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到19世紀50年代，英國海外投資總計已經達到了2億英鎊，而在19世紀的下半葉，出現了資本輸出的三波浪潮。在1861～1872年間，對外投資的淨額從佔GNP的1�4％上升到7�7％，而1877年又下降到0�8％。之後，在1890年的時候穩固上升到了7�3％，但是1901年又再次降回到了一個百分點以下。在第三波升浪中，於1913年達到了最高峰的9�1％——這個水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被突破。按照絕對的條件看，這導致了鉅額的海外資產累積，從1860年的3�7億英鎊上漲到了1913年的39億英鎊——大約是英國股票總市值的1/3，上漲了10倍還多。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外國投資能接近這個水平：最接近的法國，擁有的海外資產價值總額不到英國總額的一半，德國只是1/4強。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佔了全部外國投資的差不多44％的份額。儘管在對外投資和國內固定投資之間存在負相關的情況，然而，這個高水平的資本輸出不應該按簡單的概念被理解為是把資本從英國經濟中“抽掉”。把資本輸出看成是某種“引發”英國貿易赤字擴大的原因也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這些投資中所賺取的收入遠高於新增的資本輸出，也就是（算上來自“隱形”收入的總收入）它總是高於貿易赤字。在19世紀90年代，國外投資淨值達到了GNP的3�3％，而海外淨資產收入達到了5�6％。在隨後的10年中，這兩組資料分別是5�1％和5�9％。

為什麼英國的經濟會有這種表現方式？海外投資從性質上來看，是“組合”而不是“直接投資”，換句話說，它是透過出售代表外國政府和公司發行債券和股份的方式進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爾斯坦對外國證券的“拉動”作用的解釋，儘管外國證券也許涉及更高程度的風險，但其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