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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控制了格萊德斯通，而且後者已經把自己交了出去。”這次會談的目的非常明顯。丘吉爾和杜魯蒙德·沃爾夫爵士（丘吉爾自詡的“第四黨”中另一個關鍵人物）兩人都已經在考慮“透過羅斯柴爾德為（與輝格黨人）聯合進行談判”，儘管丘吉爾對愛爾蘭與大陸進行進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體化的想法，讓很多輝格黨人覺得令人吃驚的激進。

還沒有得到答案的問題，是輝格黨中的哪一派願意捨棄格萊德斯通分裂分子與保守黨人的關係會是什麼樣子？因為保守黨人的政府一直要執政到1月30日。在《地方自治法案》於6月8日遭受致命失敗前非常關鍵的幾個月裡，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騎牆派。比如在1月8日，丘吉爾可以為薩利斯伯利提供來自自由黨陣營塞瑞爾·弗勞爾出於禮節性考慮所提供的情報，塞瑞爾·弗勞爾剛好聽到格萊德斯通譴責丘吉爾是“一個沒有原則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而從納蒂那裡得到訊息是，他曾經告訴過佈雷特“哈爾科特和迪爾克的看法是格萊德斯通先生會放棄《地方自治法案》，並且考慮他的同事們的意見”。為了鼓勵###者，艾爾弗雷德告訴哈亭頓說薩利斯伯利願意在由他領導的聯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長，他可以向丘吉爾保證：“關於哈亭頓投降的說法沒有絲毫的證據；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轉移到了張伯倫的身上，他在一段時間內曾經渴望與格萊德斯通斷絕關係。在勒景諾德·佈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貝爾福遇到了張伯倫，同行的還有兩名重要的輝格黨人，阿爾伯特·格雷和納蒂。按照貝爾福告訴薩利斯伯利的說法，所有在場的人都“公開表示，張伯倫將會離開政府”，格萊德斯通給大家講了很多他的愛爾蘭計劃，“讓喬相信他至少是不會食言的”。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納蒂和格雷確認他們已經計劃好了在金融城裡舉行“一次大型的反對地方自治的大會”，儘管無論是納蒂還是張伯倫都覺得這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作用。然而，大會還是於4月2日在吉爾德廳召開了，而且納蒂自己公開宣佈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宮飯店舉行第二次會議。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進自由統一黨總務委員會，這標誌著他與格萊德斯通最終的政治決裂。與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猶太人議員還包括他的堂弟費迪南德和弗蘭西斯·戈爾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他們的猶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業——包括喬治·高森、勒維爾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絕對的統一黨人。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三章　政黨政治（11）

按照阿爾方索的說法，羅斯柴爾德家族最期待的事實上是“一個哈亭頓—薩利斯伯利政府”，一個聯合政府，換句話說，就是自由統一黨和保守黨的聯合政府。然而，事實證明這樣的目標並不容易達成。丘吉爾和納蒂說服哈爾科特加入他們計劃的嘗試沒有成功；而6月13日——《地方自治法案》在下院被否決後的第5天——在瓦德斯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張伯倫告訴貝爾福，他認為一個自由統一黨…保守黨聯合政府“沒有可能”。他能提供的至多是“對哈廷頓肯定的而且完全的理解，以及足夠儘管不是完全的對我的理解，並透過在發言席後的各種諮詢”確保“行動中有足夠的團結性”。當納蒂在三天之後見到他的時候，這從本質上說其實應該是哈亭頓的意見。

“擺脫格萊德斯通”的共同目標在一種報復的心態中實現了。那年7月份的大選結果對於格萊德斯通和《地方自治法案》來說是“毀滅性”的：選出的代表中保守黨人316名，自由統一黨人78名，而格萊德斯通派有191名，愛爾蘭國民黨人85名。蘇格蘭地區的失敗特別慘重——“老頭子屁滾尿流”——這裡由納蒂督促著丘吉爾和張伯倫競選。脫離G·O·M在鄉村選區的說法與費迪南德在艾勒斯貝利的一樣。但是統一黨內的和諧——反映在佈雷特的記憶中的丘吉爾、納蒂和張伯倫“三人齊心協力領導帝國的事務”——並不長久。召集“大量的自由統一黨人”一起到門特摩爾打獵很簡單，但是要讓他們一起在政府裡工作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早在12月份，薩里斯伯裡、丘吉爾和張伯倫對政府的《縣級議會法案》的看法出現了分歧，而且丘吉爾因為自作主張在同一個月討論國防預算而辭去了財政部長的職務。在次年的2月份，納蒂對政府的愛爾蘭政策徹底失望——一個他認為“非常腐朽的”脅迫和《新土地法案》簡單混合的政策。“你會發現你的老同事被那些無休止的熬夜和越來越強烈的對一個強硬愛爾蘭政府的要求弄得精疲力竭。”他這樣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