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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型的價值將近5000萬英鎊的埃及債券發行。這些發行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佈雷希羅德合作，其中一次與貼現公司合作，具有重要的外交意義。在1885年3月，大家一致同意這些貸款中的第一批應由所有有關的大國共同擔保，但是俾斯麥批准這個協議的前提條件是德國的銀行——意指佈雷希羅德——要獲得一定比例的份額。這就排除了透過英格蘭銀行發行債券的可能性（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債券發行採用的就是這種模式），使得羅斯柴爾德的操作成了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薩利斯伯利第一批在1885年夏天組建臨時管理機構的任務之一，就是向英格蘭銀行釋出訊息，說他被“授權籌措貸款中的英國部分，由N·M·羅斯柴爾德公司作為代理，因為它在巴黎和法蘭克福都擁有銀行，而且與柏林的佈雷希羅德銀行關係很好”。

在所有擔保中更為重要的，是伊維萊恩·巴林穩定埃及經濟的努力取得的成功。1890年和1893年的貸款是轉換貸款，發行的目的是調低埃及債券的利息。這也不應該按埃及民族主義者的說法說成是外國投資人為自己在埃及的利益上所取得的勝利：在巴林的管理下，出現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鐵路以及最著名的在1898年到1904年間修建的阿斯旺大壩）；然而，絕對債務負擔卻從1891年最高峰時的1�06億英鎊下降到了1913年時的9400萬英鎊，而且按人頭徵稅。換個角度說，在這個時期一開始，債務負擔是當時收入的10倍；到這個時期結束的時候，這個數字只是5倍。英國的金融控制是如此嚴格，以至於羅斯柴爾德家族馬上就抱怨說他們在埃及業務上的佣金被壓榨了。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巴林於1907年離開埃及後，將越來越多的領域放手給厄內斯特·卡塞爾的原因，儘管更為可靠的解釋是納蒂擔心英國的控制力在面對埃及民族主義者的暴動時出現下滑。

這種向正式的英國控制轉換的代價最慘重的部分不是由債券持有人或者納稅人來承擔，而是由英國的外交政策來承擔。1882～1922年，英國覺得有必要對其他大國承諾它將結束對埃及的佔領，這樣的承諾總計不少於66次，但是所有想從埃及脫身的努力均在面對其他大國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之中無功而返。在1885年9月，納蒂被要求在柏林就關於杜魯蒙德·沃爾夫提出的由土耳其軍隊在埃及替換英國軍隊的建議發表意見。俾斯麥的兒子赫爾伯特代表俾斯麥所做的回應是反對。由外交部在1887年提出的“在英國保護下埃及中立”的意見也同樣註定不可行，法國堅持要蘇丹反對。在實際的操作中，“一個垂簾聽政的政體”（米爾納的說法）建立起來了，而且開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先例——正好契合了購買蘇伊士運河股份的時候格萊德斯通警告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最讓人無法理喻的是這次行動中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是別人，而正是格萊德斯通自己。1875年末——可能正是他竭力反對購買蘇伊士運河股份之前——他購買了面值為45000英鎊的1871年土耳其埃及貢賦貸款券，價格只有38英鎊。按照他的日記所證實的，到1878年（柏林大會召開的那一年），他又增購了5000英鎊（面值）；而且在1879又購買了另外15000英鎊的1854年土耳其貸款券，同樣也是以埃及的賦稅作擔保。到1882年，這些債券佔了他整個資產組合（面值51500英鎊）的37％。甚至在武裝佔領埃及之前——這是他自己下達的命令——這些投資看起來都非常不錯：1871年債券的價格從38漲到了1882年夏天的57，事實上在上一年還漲到過62。英國的佔領讓首相獲益更多：到1882年12月，1871年債券的價格漲到了82。到1891年，它們甚至摸高到97——僅資本收益率比他1875年購買的時候就多達130％。因此，當某一次聽他把土耳其的政府破產描述為“所有###罪之最”的時候，也就不會覺得太奇怪了。每當我們說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常常讓我們想起格萊德斯通對性所持的壓抑態度；而他對待帝國經濟的態度才是真正的虛偽。在他反對迪斯雷利代表政府購買蘇伊士運河的同時，卻在他所反對的行動的支援下做出了他個人生涯中最成功的一次個人投機，讓我們不得不說他真是一個虛偽到極點的人。東方問題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格萊德斯通之間在這個時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格萊德斯通的雙重標準——這與迪斯雷利充滿浪漫色彩的誇張對比起來是如此強烈——是不和的根源。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