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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每年撥出10萬法郎給巴黎各區的區長,用以幫助那些無力支付房租的貧困家庭。30年後,另一個更大的“致力於改善工人物質生存條件”的基金以1000萬法郎的資本在第11區、第12區和第19區建設工薪階層能夠支付得起的居住區。這樣的做法事實上是效法英國羅斯柴爾德的4%工業居住公司的模式,這個模式建立於19世紀80年代。
所有這一切都應該放到家族在猶太社群內以贊助人身份出現的開始做慈善事業的大背景下來看,儘管其間存在的差異並不總是很容易區分,這一點我們會在後面看到。在歐洲大陸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仍在繼續建立專門的猶太慈善機構。例如1870年,詹姆斯·愛德華建立了伯克海濱醫院,主要治療骨科疾病。與此同時,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於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猶太醫院;除此之外,他和古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猶太學校。在奧地利,安瑟爾姆於1870年在沃爾琳建立了一所猶太人醫院。在法蘭克福,不屈不撓的慈善家漢娜·馬蒂爾德建立了一座猶太兒童之家,為患病的外國猶太人服務的喬金·薩拉·馮·羅斯柴爾德基金會,為猶太婦女服務的老年人之家(位於在熱爾地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諾海姆的猶太婦女之家,同時還有一座為猶太窮人服務的位於巴德索登的療養院,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宮附近的一個水療城。在倫敦,猶太免費學校依然是最受關注的機構,猶太學院也是(只是受關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東歐猶太人的湧入帶來了新的問題,而對於這些問題,那些老機構顯得束手無策。不像大多數的非國教教徒,英國猶太人對於對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援的覆蓋沒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們可以保持自己對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與此同時,納蒂以及他的親屬抓住了對課外組織的需求。舉個例子說,納蒂的妻子艾瑪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動中心提供了年度經費的60%,而這個組織於1896年在懷特契佩爾建立,目的是讓那些年輕的猶太男孩子不要去幹壞事。她的兒子沃爾特為建立於1901年的海耶斯工讀學校捐了5000英鎊,該校是為年輕的猶太罪犯所建,這筆錢差不多佔了支出總額的1/3。兩年後,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蒙特費奧家族聯合建了一所類似的女子學校,並明確目標為改善處於工人階級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實質可以從列昂內爾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動中心開幕儀式上的講話看出來: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14)
我們希望能照看隔壁鄰居的年輕人,而且幫助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健康成長,幫助他們避開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誘惑、那些來自於音樂廳和酒吧的誘惑。我們想慢慢滲透到這些孩子們的野心中,讓他們為自己身為猶太人而自豪,而且也為自己身為英國人而自豪。(歡呼聲)我們想要教會他們那種堅韌的如運動員一般的精神。
很難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個更加理直氣壯的理由。正如納蒂在1891年對聯合公會委員會發表的講話中所宣稱的,“發展猶太社群的第一要務”是“使生活在倫敦東區為數眾多的那些外國同胞英國化”。馬克斯·彼爾波姆的漫畫《泰特藝術館的一個靜謐早晨》暗示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理解“他們的外國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難”。畫中的館長“正在向一位委託人解釋”一幅內容是關於身處一座猶太會堂內的一群東正教拉比的畫所蘊含的“美好精神嚮往”。那名正在提問的委託人蓄著精心修剪的小鬍子,頭戴著高帽,手提文明棍,顯然是艾爾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並沒有被說服(見圖1�4)。
住房問題也期待著新的資助方式。在1884年5月,納蒂應邀加入了貧民救濟衛生委員會的理事會,專門致力於尋求為人口不斷增長的居住在倫敦東區的貧窮猶太人佃戶提供改善住房條件的方法,而倫敦東區,像斯位元菲爾茲、懷特契佩爾和古德曼斯菲爾茲這些地方,早在出現1888年碎屍者傑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賣淫之地。那一年為移民解決住房問題所邁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貧困猶太人臨時庇護所,這裡可以為單身男人提供最長14天的食宿,同時幫助家庭尋找住處。而由納蒂領導的一家新的東區調查委員會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議——“租金在窮人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內的設施完備的住房”——主要透過建立以此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這類公司在19世紀60年代得到了大力發展,甚至還得到了理查德·克羅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勞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援。納蒂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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