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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11月轉發的一封有關德國反猶太人主義的來自佈雷希羅德的信函的時候，納蒂告訴迪斯雷利：

毫無疑問，佈雷希羅德本身就是引發猶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麼頻繁地為德國政府效力，以至於變得那麼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實只是“一顆被用來探路的石子”。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處於飢餓狀態的波蘭籍俄國和羅馬尼亞猶太人的湧入。

猶太人同時還擁有半數的報紙，特別是那些反俄國立場的報紙我還聽說馮·佈雷希羅德夫人也相當令人討厭，而且表現得很傲慢。

按照這些評論的意思，這些新的窮人在引發麻煩方面與那些“新貴”不分伯仲。

羅斯柴爾德對反猶太人主義的回應不只是（像杜魯蒙特所指責的那樣）要求警方提高戒備水平，並對他們的各處宅院設防，儘管發生了上面所說的暗殺企圖之後，他們這樣的做法也無可厚非。對於怎樣才是轉移或者減少反猶太人情緒的最佳辦法，家族內部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一種觀點。

早在梅耶·卡爾在世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就已經開始了慈善捐款，不僅是捐給他們所屬的猶太人社群，還捐給非猶太人的“善心組織”，作為贏得社會承認的一種有意識的安排。有些證據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員在他們生命中的最後幾十年間有忽略這種傳統的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識地開始恢復這種做法，儘管在英國對公共服務和金融捐助並重；而且在所有的情況下，在傳統的關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現了新的為窮人提供住房的計劃。

我們已經看到了費迪南德是怎樣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後以她的名義建立了一所醫院。他的小舅子納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醫院的總裁，愛德華國王七世醫療基金的財務部長和英國紅十字會委員會的主席，同時還管理著在他的特靈土地上的，被他稱為“兩級健康服務”的計劃。在法蘭克福，梅耶·卡爾和路易絲在他們的長女科勒門汀去世後建立了科勒門汀共濟女童醫院，同時也為城裡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終，他們未出嫁的女兒漢娜·路易絲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梅耶·卡爾·馮·羅斯柴爾德卡羅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專門的護牙醫療基金。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在這些領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贈：建造了一所綜合醫院、一座孤兒院、一所盲人學校以及一所聾啞人學校。內森尼爾留下了鉅額的財富，在都柏林和羅森胡格爾為神經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療養院，而且他在雷城堖的宅院變身成為了一家醫院。而在法國，阿道夫在一名日內瓦的外科醫生成功地從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塊被射進去的金屬片後，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醫院，而與此同時，亨利在馬卡德特大街199號建立了一家診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點之一（與在法蘭克福為博愛所做的沒有什麼兩樣）。除了卡羅琳娜姆基金外，漢娜·路易絲還建立了卡爾·馮·羅斯柴爾德公共圖書館（這家圖書館後來佔據了位於烏汶特門凱的羅斯柴爾德宅院）以及以宣傳藝術為目的的安瑟爾姆·薩羅曼·馮·羅斯柴爾德基金。她的姐妹漢娜·馬蒂爾德也是建立於1910年的新法蘭克福大學的主要捐贈人。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一章　猶太問題（13）

另外，當時的另一個特點是，提供廉價住房變成了羅斯柴爾德博愛的另一個目標。在19世紀後期，出現了城市化程序提速的情況，其中整個歐洲大陸幾百萬人離開鄉村湧入城市找工作。倫敦、巴黎、維也納和法蘭克福都面臨這樣的困境，雖然程度略有差異。儘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資很大，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無法不注意到那些遍佈歐洲“東區”的“貧民窟”的那種駭人的條件：房主人們都有把儘可能多的人塞進自己房子裡的想法，但是幾乎沒有人會想到為他們提供良好的衛生條件（這最起碼需要找到讓建築商和地產擁有人共同行動的方法）。羅斯柴爾德對此做出的一個反應，是透過他們自己作為地主的模範作用來建立一個樣板。納蒂、里奧和費迪南德也有意把他們在白金漢郡的地產變成現代家庭式社群的樣板，為住戶們提供改善後的居所、自來水、會所以及其他設施。但是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試驗（與同時期那些很大的德國工業康采恩所採用的方法比較類似）在那些羅斯柴爾德家族沒有土地的貧民區沒有真正的可推廣性。

解決城市問題的第一步由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在1874年邁出，當時成立了一家名為租房基金（後來的羅斯柴爾德救濟基金）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