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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特街之間的差異。“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訪巴黎時說道，“我越相信，這裡沒一個地方像我的老紐考特。如果我們沒有給它們提供支援的話，法國的股票會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們應該給自己一些自信，做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偉人。”很難想象內森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儘管列昂內爾與他的叔叔之間只相差了16歲，但他們對於生意的態度相差頗多。對詹姆斯和他的兄弟來說，仍然保持著法蘭克福猶太聚居區帶給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無論什麼時候我寫信給你們，別人都會更留心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會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們卻立刻認為我們是要和你們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寫給侄子們的信中有些感傷地說，“但是，我可以保證，我親愛的侄子們，我絲毫沒有那樣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個人都在竭力把我們擠出所有的交易時，我的心都碎了。即便牆上的石頭都心懷妒忌，也成為我們的敵人。”這種認為所有競爭都是威脅的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夠繼承的東西。

但是，即便沒有態度上的差異，五個分行之間的摩擦可能也會越來越多，因為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每家羅斯柴爾德分行都已經成為所在國家金融領域的主導力量。各個大國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機後，都傾向於縮減借貸的，這是公認的。除了1835年提供給西印度奴隸主的貸款，英國、法國和奧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開始大量地借貸。但是，19世紀30年代所經歷的革命危機拉近了三家羅斯柴爾德分行以及它們所在國的關係。對於列昂內爾和他的弟弟們來說，他們顯然對英國有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同感。薩洛蒙也是一樣，受他與梅特涅緊密關係的影響，也日益傾向於優先考慮奧地利帝國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儘管他極為蔑視路易·菲利普的大臣們，但也不能完全迴避法國優先的考慮。如果歐洲的和平得以維持，這些國家認同感不會帶來多大的影響。但是當大國之間的利益發生衝突時，羅斯柴爾德家族也就越來越難以保持中立了。

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各個大國資金需求減少的自然反應就是到別的地方尋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幾乎不存在歐洲列強沒有踏足的地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列強們的利益能夠完美地協調一致。在四個地區——伊比利亞（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國家（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個國家）和近東——要達成一項符合羅斯柴爾德家族集體利益的政策是一項挑戰，因為當時這幾個“當地”政府的國家利益正處在衝突的狀態中。即便內森仍然在世，這也是項十分困難的任務；沒有了他，則變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序（1）

如果我們把1789～1848年間看成是“大革命時代”的話，那麼，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疑問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間發生的政治劇變，則讓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當時的政治鉅變有點像1830年的情形，但規模遠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響的那些政府所發行的債券的價值成自由落體式下跌。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在他們所擁有的鉅額財富里，這種債券佔了很大的比例，發生這種情況也就意味著巨大的資本損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將他們設在維也納和巴黎的銀行帶向了破產的邊緣，迫使他們其他地方的銀行——比如設在倫敦、法蘭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銀行——進行救援。羅斯柴爾德家族總是大難不死，併成功地挺過了1815～1914年間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機以及其間所爆發的革命。事實上，如果他們沒能挺過來，那真是一個讓人感覺奇怪的嘲諷：因為要是沒有發生革命，他們也就不會有什麼可以損失的東西。

最初發端於1796年的法國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蘭克福猶太人聚居區的藩籬，使羅斯柴爾德家族得以開始他們那非凡的、史無前例的，而且空前絕後的經濟起飛。在1789年之前，梅耶·A·羅斯柴爾德以及整個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種族歧視法律的重重限制。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耕以及武器、香料、酒類和糧食的交易。他們被禁止在猶太聚居區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節慶日不得離開聚居區。此外，他們還受到了稅收歧視。無論梅耶怎樣努力工作，他起初作為金銀幣經銷商之後又成為紙幣經紀人和商業銀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當法國向德國南部輸出革命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有了猶太人街，對法蘭克福猶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