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3/4 頁)

太人在大馬士革被錯誤地指控“宗教謀殺”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指揮了一場非常成功的運動，結束了對他們的指控，這只是眾多成功案例中的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給天主教大主教的貸款也被用來作為改善那些天主教國家中猶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家門口的努力卻很不成功。內森和他的妻子漢娜早在1829年時就開始參與了結束國會排斥猶太人的運動。但一直到內森死了7年之後，事情仍然毫無起色。這就留給他的兒子列昂內爾一個領導盎格魯——猶太人爭取解放的機會：這就是本集開篇的事件。

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更廣大的猶太社群的認同感並不是絕對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富有，也因他們的家族譜系把他們與其他歐洲猶太人割裂了。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僅限於他們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於自己最近的血親家庭。當時的情況似乎是隻有羅斯柴爾德家的人可以娶羅斯柴爾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間，梅耶·A·羅斯柴爾德的後代有21樁婚事，其中不少於15樁出現在他的直系後人中。最典型的要數內森的兒子列昂內爾和卡爾的女兒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這是一樁包辦的並不太幸福的婚姻。這種做法背後最主要的考慮是加強經濟合夥制的凝聚力。儘管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那一階段的家族樹看起來充滿了遺傳風險，但他們的這個目的還是達到了。堂表親間的婚姻確保了家族的資本不會被分散。與被奉為聖典的不準女兒和女婿參與合夥的嚴格規定，以及梅耶·A·羅斯柴爾德要求兄弟間保持團結的不厭其煩的交代一樣，血緣婚姻也是防止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蹈托馬斯·曼所描寫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轍的一項重要策略。當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採用類似的做法。堂表親婚姻在猶太商業家族裡相對比較常見。其實這種情況也不僅限於猶太人：英國的貴格會教友之間也有類似的習俗。事實上，甚至歐洲的皇室家庭也都採用堂表親婚姻來加強他們之間的政治關係。然而，羅斯柴爾德家族對血親婚姻推崇的程度，連薩克森…科堡美國王室（1901～1910）。——譯者注皇族都難望其項背。正是這個原因使海恩裡希·海涅把他們稱為“異乎尋常的家族”。確實，其他的猶太人基本上都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看成是某種型別的希伯來皇族：既是“猶太人的王者”，同時也是“王者的猶太人”。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序（6）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並沒有跟神聖同盟狼狽為奸，而是完全願意對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權提供他們的金融服務。要是說有什麼不一樣的話，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聲春雷嚇得魂飛魄散之後回過神來，詹姆斯發現與路易·菲利浦這樣的“資產階級領主”做生意要更容易。與這種情況完全一致的還有新的比利時政府，特別是當它（像希臘一樣）接受了一位“聽話的”日耳曼王子作為他們的領主（這位新領主早已經是羅斯柴爾德的客戶）並屈從於這些大國制定的共同國際準則時。第二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於這些大國達成這種局面持樂觀的態度，並且深信在這種局面下，金融的槓桿作用可以得到盡情發揮。

革命的爆發一度引發了法國的長期公債暴跌（法國的永續債券就相當於英國的永續公債）。這場災難幾乎讓詹姆斯在驚恐中陷入了滅頂之災，他的賬面出現了鉅額的赤字。但是，造成歐洲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出現如此鉅額縮水的原因——甚至還推延了長期公債在相對穩定的君主立憲體制確立後的恢復——是擔心像18世紀90年代那樣，由法國革命引發歐洲大陸的戰爭。正是這種擔心與那些引發當時金融市場惡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債的利息，連那些沒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國家也未能倖免。

在19世紀30年代，比利時、波蘭和義大利多次面臨戰爭一觸即發的險境。這期間，每一次危機出現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很好地聯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們獨特的高速通訊網路——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帶著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現在都還被歐洲大陸的主要政治人物用來作為特快郵件服務。這給了這個家族另外一種權勢：知識。詹姆斯面見路易·菲利浦，聆聽他的意見，之後把他的這些意見寫在他給薩洛蒙的信裡；薩洛蒙去拜會梅特涅，把這些意見傳過去。這個過程然後又反向重複，當梅特涅的回覆抵達路易·菲利浦時至少經過了兩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我們這裡不需要點明，信使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變信函的內容；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