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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債券大很多。起初的時候，羅斯柴爾德家族只想扮演單純的融資角色。但從鐵路公司成立到鐵路線真正運營需要漫長的時間，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深陷其中，更不用說股票紅利的支付。到19世紀40年代，列昂內爾的兄弟安東尼和納特將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料理他們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國鐵路的投資上。這是第三代不喜歡風險的一個明顯的證據，納特嚴厲批評了詹姆斯對像北方和隆巴德這樣的鐵路線的“摯愛”，當事故不斷髮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發生的事故）時，納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擔心的事情終於降臨了。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說是對的：在整個19世紀期間，對大陸鐵路的投資收益是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發展速度超過英國銀行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紀中葉，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著手準備修建高盈利的泛歐洲大陸鐵路網了。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納特的憂慮是有道理的。與國債的經營管理不同，鐵路的營運對普通人的生活有著直接而且切實的影響。因此，由於參與到鐵路的建設管理事務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將自己徹底暴露在公眾面前，並受到了空前的批評。那些激進的（首次出現的）社會主義作家開始用一種全新而且聳人聽聞的筆觸來描繪他們：人民大眾的剝削者，透過增迦納稅人和普通乘客的負擔來獲取資本收益和利潤。羅斯柴爾德家族之前也曾經受到過口誅筆伐，但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時候，他們所受到的批評主要是支援###和（被商業對手批評為）過激的商業行為。在19世紀40年代，對富人的仇視與對猶太人的仇視被攪和在一起：反資本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互相支援。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了這種思潮運動完美的靶子。

伴隨著這些具有煽動性的辯論，19世紀40年代中期蕭條的經濟情況預示著政治動盪即將來臨。與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發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腳步正在逼近。對這些情況，羅斯柴爾德家族並非視而不見，然而他們低估了危機的程度。現實的問題是經濟蕭條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這種情況從短期看，意味著羅斯柴爾德家族新的商業機會，他們無法抵禦這種機會的誘惑。薩洛蒙和詹姆斯兩人在起義爆發前的前夜都承銷了大量的貸款。隨著革命從巴黎向東一直延伸，薩洛蒙的工業和鐵路債券以及股票已經不可能再銷售，他對奧地利政府的合同業務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透過與這些新的在財政方面還比較稚嫩的政府進行談判，對最新簽訂的貸款合同的主要條款進行修改來熬過這場風暴。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三部　動盪的年代　序（9）

藉助於其跨越多國的結構、手中掌控的大量資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羅斯柴爾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鉅變中獨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數字的損失後，他們相應的地位卻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強。然而，歐洲經濟的復甦（絕非巧合）和政治重新歸於穩定又帶來了新的挑戰。

首先，革命所帶來的一個並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義對成立合股和有限責任企業這種觀點的阻礙。一旦成立公司變得容易，進入金融領域的新競爭者的數量就會增加。佩雷爾兄弟開始時以鐵路狂熱分子的面目示人，他們有很好的技術構想，但苦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實現——因而在19世紀30年代投靠到羅斯柴爾德家族門下。在19世紀50年代，他們開始獨立出來，將無數的小投資者結合起來籌集到了“地產信貸銀行”（CreditMobilier）的資本金。與這個以佩雷爾家族為標誌的挑戰相關的是政府財政與債券市場之間關係出現的變化。19世紀50年代出現了第一次透過公眾認購方式銷售債券的嘗試，這種方式不再使用銀行作為中介，或者說是銀行不再全部包銷，而只是以認購人的方式出現。最起碼來說，政府開始利用私營及合股銀行間不斷增加的競爭來壓低手續費。儘管羅斯柴爾德家族還在債券市場佔有支配地位，但他們的壟斷地位已經大不如前。電報的普及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掌控，終結了他們的信使能帶給他們在競爭中領先別人一步的市場敏感資訊的時代。

但是，對羅斯柴爾德家族金融霸權的最大威脅或許還是來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法國的勝利給歐洲外交帶來了新的不確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從來就沒有完全消失。與此同時，國際遊戲規則也由於各地不斷湧現的政治家——比較著名的有帕默斯頓、凱沃爾和俾斯麥——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國際利益，而且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