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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緊密，有時甚至是共生關係。我們已經看到內森如何在19世經20年代利用英格蘭銀行短期貸款的，以及作為回報，他是如何在1825年拯救英格蘭銀行的及英格蘭銀行如何在1830年提供了拯救詹姆斯所需的黃金。內森1832年向銀行委員會提供的證詞如此正面也不足為奇：“我感覺到它（英格蘭銀行）的管理挺好。”1830～1832年危機過後，詹姆斯似乎與法蘭西銀行也建立了類似的關係，而薩洛蒙與奧地利國立銀行的關係更為密切。

交易商的主人

1836年，詹姆斯給他的侄子們提供了一些如何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賣證券的建議：

當你買進或賣出公債時，不要想著賺取利潤，你的目標應該是讓那些交易商習慣於一個想法：即他們需要跟隨你這就需要在剛開始的時候做出一點犧牲，這樣一來人們才會逐漸形成需要跟隨你的觀點，我親愛的侄子們，這就像捕鳥一樣，需要先撒些食物出去。

歷史學家很容易忽視被羅斯柴爾德家族“食物”吸引的大量交易商，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他們進行的大多數交易都是口頭達成的，而非透過信件。但是交易商是19世紀金融行業不可或缺的工蟻。與羅斯柴爾德有生意來往的銀行中，有一些他們最喜歡的銀行：比如倫敦的梅內特和卡齊諾夫銀行，它僅在1834年一年就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賣出了200萬英鎊的外國股票，在隨後的一年裡賣出了140萬英鎊；此外，約翰·赫爾伯特·伊斯雷爾與他侄子約翰·瓦格建立的合夥人銀行。但是，即便這些銀行也只是被當成偶爾僱用的“打獵夥伴”：艾爾弗雷德·瓦格回憶說：“每兩週一次的結算日期間，我祖父或父親就會拿著流動情況表前往紐考特，列昂內爾男爵會給500英鎊或1000英鎊的費用作為我們的固定報酬，數額則是以他的心情來定。”無論如何，與許多交易商的交易帶有一種戰術色彩，這主要是因為一些業務需要偷偷地進行。

當時的人們稱內森是“交易商的主人”，他們並沒有過分誇大他的地位：到19世紀20年代末，他所取得的地位被其他交易員密切地關注著，他們信任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擁有超越常人的資訊以及直覺。這意味著公開的羅斯柴爾德買賣行為將可能引發對某一隻股票的拋售或搶購潮，這是羅斯柴爾德幾兄弟不願看到的連鎖反應。有關內森隱藏技術的故事時有耳聞。“如果他得到訊息稱基金將會上漲，他就會委託交易商以他的名義先賣出50萬。”“這個大投機家慣用的一個操作手法就是讓一幫代理人賣出，另一幫人買進同樣的股票，這樣一來，他的真實動向就難以判斷。”在維也納，薩洛蒙將大多數股市業務託付給了一個投機者，他給這個“支付1�2萬古爾登的固定薪水，此外還有大量的佣金”：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二章　世界的銀行家（20）

這個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著羅斯柴爾德，兩人碰到一起時會討論當天業務的計劃。投機者不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戶，在“蓬杜爾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於一個咖啡館裡，交易所正常交易時間之外的交易能夠在這裡繼續）同樣存在，薩洛蒙與他推斷出他的買賣數量。他僱用了許多傳遞訊息的人，他們唯一的職責就是在投機者與羅斯柴爾德之間來回傳遞價格波動的報告。

這個時期，作為金融資訊（以及錯誤資訊）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非獨家來源當然是媒體。可能有人會認為，19世紀報紙的發展侵蝕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訊網路獲得的優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確是事實。另一方面，報紙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個影響市場的新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這一點。這在剛開始的時候並不容易實現：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19世紀20年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經常是媒體攻擊的靶子，而不是它們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著激進、反動的報紙對他們充滿了敵意。但是，逐漸地，羅斯柴爾德銀行對一些報紙至少能夠施加一些影響力。我們之前也看到薩洛蒙如何透過根茨對德國《彙報》施加壓力的；19世紀30年代，啟用海因裡希·海涅作為一名記者也保證了對詹姆斯活動報道的正面性（當然有時也會有些挖苦）。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漸提升了對諸如《世界箴言報》以及《辯論日報》等報紙的影響力。“昨天，有一份報紙登了不利於我們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寫信給內森說，“如果這篇文章出現在一份大報上，我們就要在報紙上做出回應。”5年後，他在西班牙進行了敏感談判之後，對侄子們說：“我正安排在報紙上發表幾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