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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無路時，他們總會向被稱之為“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向新聞記者伸出求援之手。當媒體排除種種阻力和壓力對有關內幕進行深入調查並最終公之於眾時，一些被地方有關部門推而不理，拖之不決的問題，一般來說總會有個結果，不管這種處理的結果是揚眉吐氣，還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強人意，還是遙遙無期，抑或無人理睬，但畢竟，那些事實的真相，那誰是誰非的內情已被記者以文字、圖片、畫面的形式公佈於天下，呈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用那些當事人和讀者們的話是，“終於有人過問我的事了”、“記者為我們說了公道話”、“事情曝光後，我們終於出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批評和揭露性的報道，當事人是完全耳聞目睹了記者是如何的經過艱難採訪，並終於歷盡曲折的發出了稿子的。這個時候，他們往往會對記者的感激之情發自肺腑，讚頌之情溢於言表，而給媒體和記者送錦旗成為他們最好的表示謝意的方式。

我記得，1999年4月，當我頂著種種壓力和威脅，冒著被黑惡勢力叫賣人頭和追殺的危險，在報社有關人士的大力支援下，對那宗獨家披露的廣州天河區銀河村治安員“吃霸王飯打無辜人”的惡情事件，連續追蹤報道了幾個月，並最終使8名行兇者被繩之以法，傷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萬多元的賠償。因我多次拒絕當事人的感謝，拒收了他2萬元的紅包。有關此事，曾與我一起臥底歷過險的、後來又成為生死冤家的鄧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紅包》為題，寫了篇稿子發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報人》的“記者新風贊”欄中。後來，傷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紅錦旗給我，上書“執言仗義”幾個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話更成為了十年記者生涯中的採訪宗旨。

我從南方來到北方後，雖然也在多家新聞單位不止一次收到過讀者送來的錦旗，但面前這錦旗上面的兩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靜思良久。特別是那“俠客記者”四個字，更令我慚愧萬分。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詩人元稹的那首《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日堂堂殺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詩篇“縱死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實，像我這樣的流浪記者哪能稱得上什麼俠客呢？說來慚愧，儘管我們也曾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們又哪能與古代那些揮刀殺戮匪盜的英雄相提並論呢？我們只不過是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真實記錄了一些社會生活中的真實現狀。

第十五章　我的正義之旅第114節　春暖花開的季節（1）

一束溫暖和煦的春日陽光，鑽入我暫居的陋室。我的心在這灼目的亮麗中又一次平復如初了。我這不足10多個平方的低矮屋裡堆滿了煤球，咫尺天地。這天地儘管也有寒冷和陌生，但我仍覺親切和溫暖。我從未放棄心中那遼闊的願望。

人生是快樂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為一名直麵人生，直接調查許許多多虛偽、冤屈、兇惡、醜陋和邪惡的記者，我們的心靈深處不僅要忍受著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頂著來自各方的壓力，甚至危險。我覺得危險無處不在。但我總看到，危險的深處，隱藏著正義的火焰。

是的，我並非像曹雪芹、魯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個記者，並無半點戲弄人生之意。現在，為了要說出真相，為了那些仍沒有了結的案件，為了那些結了案但仍沒有解決問題的當事人，為了那些我無能為力的人性尊嚴，我只有通那些為弱勢群體呼籲的文字才能表達我作為一名政法記者的感嘆。

尼采說：人認識自己到什麼程度，他認識世界也就到什麼程度。我想，這世界可不應該有我一樣的厭倦心緒。因為生活本來是美好的。

在我最消沉和痛苦的時候，我像魯迅一樣躲進小樓成一統，埋頭寫作，默默讀書，這個時候，精神的食糧成為了我生命的寄託，那些精美的書刊是我黑夜裡神馳夢遊的空間，是我在沉重的勞乏後的鬆弛與消遣；更是遊弋在我心靈深處的一尾美麗絕倫的小魚，是綻放在我的青春的心靈上的那一望無際的桃花源。

2002年底，我在簡陋的小平房裡，寫出了第一本書《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裡逃生》。在等候這本書的出版的同時，我忍著貧窮和別人的白眼，又忍不住寫出了本書，同時我的第三本書《新聞現場——我的北京記者生涯》也即將完稿。來京後，我打了五年官司，過著捉襟見肘、狼狽不堪的日子，採寫了五六十宗大案要案，發表了一百多萬字的新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