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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旅中，一直把平民百姓，把弱勢群體視為重要的採訪物件。由於這些弱勢群體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往往成為一些部門和不法分子魚肉和欺凌的物件，一旦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受到侵害時，我們的法律有時總是難以為他們討回應得的公道。在走投無路之餘，他們總會把全部的希望寄託於新聞媒體，渴望媒體能介入調查，以輿論監督的方式監督有關事情的合法解決。在這些案件中，媒體介入後，有的儘管費盡周折，但畢竟最終能促使問題的解決；與此同時，有不少卻是令我們這些新聞記者除了憤怒，就是徒喚奈何。比如我在前面曾提及過的《深夜查訪嚇死打工妹》中的姚莉、《“死人還魂”狀告公安局》中的七旬老人曾傳耀夫婦等，然而，我下面所要提及的一宗有關民工因討公錢而慘遭惡老闆殺害的血淋淋的案子，令我更多地感到莫名的悲哀。

“民工”這兩個字，是80年代以後社會上對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人的一種統稱。

毋庸置疑，民工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有關社會學家指出，社會弱勢群體是指那些由於某些障礙及缺乏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在不利地位的人群，我國目前約有８０００萬到１億人。民工這個至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特殊群體一直以來沒有得到社會的足夠重視。儘管有關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關注民工，但有關新聞媒體及社會大眾一直對他們採取一種牴觸的態度，甚至無視於他們的存在。中國民工群體似乎成為了被人遺忘的角落。但這是一個佔據了全中國一億多人口的群體，拖欠民工工資的情況比比皆是，已上升至不容忽視的政治問題的高度。

直到2003年底，重慶農民熊德明“斗膽”向前來基層看望群眾的溫家寶總理訴說其丈夫幾個月的血汗錢一直被人拖欠不還時，最終得到總理的高度重視，並連夜幫她討回了工錢。此事一經新華記者報道後，立即在全國激起了強烈反響，農民工的問題一下被社會各界高度關注起來。

熊德明是是幸運的，因為她遇到了關心群眾、親民愛民的好總理。她不但及時討回了錢，還出了名，更引發了全社會對農民工被拖欠工血汗錢問題的關注；2004年1月，一位在京城因討債而墜樓身亡的湖北民工胡衛國也算是幸運的，因為在他死後，畢竟此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他生前沒有討回來的工錢，後來在湖北省委書記喻正聲等領導的關注下，先由政府墊付出來。是的，熊德明請溫家寶總理為自己丈夫討薪，一句話換來了一場“民工工資清欠風暴”，這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欠風暴”，讓無數農民工兄弟及時拿到了工錢。這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又有多少農民工的不幸遭遇讓人心緒難平呢？

年僅23歲的四川民工幸萬強的悲慘遭遇，這些年來一直令我悲憤異常。

這是我的十年採訪生涯中最令我心酸憤慨的命案：因為討債，四川民工幸萬強卻命斷惡老闆的尖刀下；在他慘遭不幸後，他的悲痛欲絕的家人，至今別說連死屍都沒有看到，就是連骨灰也沒見影蹤；他那失去父親的幼小兒子及家人至今沒得到兇手一分錢的賠償；而更令人氣憤難忍的是，殺人兇手只被判處無期徒刑，而那位僱兇殺人的惡老闆蘭某事後不但皮毛未損，反而被當地法院判決無罪而放，至今逍遙法外

1999年9月1日，這天我從南方到了北京，進入了魯迅文學院學習，也就是這一天，來自四川貧困縣南部縣大橋鎮新井村年僅22歲的民工幸萬強抱著美好的希望，告別家人及不滿兩歲的小兒子，從家鄉來到北京尋夢。由於他沒有文憑，又無其他的特長，剛開始時，他只好投靠在通縣做縫紉的姑姑。在姑姑的幫助下，起先，他只是在通縣附近做一些短工、雜工。後來他在通縣認識了同一個縣的老鄉張君寶，此人來京較早，經努力，他此時由一個打工仔成為了一個能獨立承接建築裝修活計的小工頭。接到活後，他就找工人來做，自己從中賺提成。張手下的工人有四川、河南、山東和安徽等地的，其中以四川的居多。1999年6月，張在距通縣不遠的河北三河市燕郊鎮接到一個小工程，他打電話給小幸，讓他過去做工，並許諾答每月按時發工資，小幸聽說每月可以掙到千多元錢，加上張又是老鄉，應該是可靠的。再說三河到通縣的姑姑家只有20多分鐘。所以他非常高興地去了。

這家進興活動房廠工程系由三河市第四建築工程公司管，總經理為蘭景坤。蘭中等身材，40多歲，系本地人，平時總是西裝革履，穿著很氣派。當時，張和蘭共同簽訂一個協議，商定的雙方定好完工後就支付工資。

張帶著小幸等十幾名民工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