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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關部門指令報社領導對我進行了嚴肅的處理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三年後，又因為此事，居然落到如此結局。

我把所有的採訪經過如實作了“交待”

第七天的時候，我的所有“問題”都按照他們的要求“交待”清楚，但他們仍然不放我。為了早日出去打官司，我向兩位審訊人員遞交了一份申請書，強烈要求他們放我出去。第九天，那位中年領導又來了，對我進行了一次認真的問話，不過這次他們的態度好多了。

第十天，雖然有人看管我，但沒有人再像前幾天那樣審問我。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們也不敢真的對我怎麼樣，但是仍然不放我。我從感覺上知道，這兩天，他們雖然沒有審問我，但肯定在四處從與我相識的人那兒瞭解我的其他情況，看看我所說的這一切是否屬實。我想，在這幾天中，他們肯定會去我的老家調查我，看我是否有犯罪記錄，更會去找我的女友，問她關於我的有關問題。

第十一天下午，那位曾見過我一次並諄諄教導過我的身著黑西服的中年領導終於過來看我了，我知道，他的到來對我的去留起著決定的作用：我要麼繼續在此被關押，要麼我很快就可以從這兒走出去。果然，他用一種很和藹的語氣告訴我：經過對我的審查，特別是鑑於我有重大立功表現，決定對我免於刑事起訴，今天就可以放我出去。但是至今令我這個政法記者無法明白的是，三年前，我根據領導的指揮發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那張照片，怎麼會是出賣國家情報呢？如果我真的觸犯國法了，為何直到三年後，在我回穗與人對簿公堂時才對我這個嫌疑人採取行動呢？我不明白

獲知自己即將獲得自由，我沒有絲毫的激動，只是很麻木地坐著，聽著。我知道我會出去，因為我心裡比誰都清楚，我沒有做什麼違法犯罪的事。

下午3時許，“眼鏡”又要我寫一份所謂的保證書，我實在不知應該保證什麼，只好讓他“指點”。說是指點，倒還不如說是聽從他們的口授。經過三次認真修改和領導稽核後，他終於表示同意過關了。我至今還記得，那上面的內容有保證不向外人，不向新聞媒體，特別是港澳媒體透露本人曾被審問的事；保證在法定日期內，把在《南方都市報》做記者的三年間，收取有關當地政府、公安部門等邀請我開會時對方送的禮券紅包等，共三千餘元的“贓款”上交有關部門

在我臨離開前，沒想到他們又強行要求我接受拍照存檔，我知道，他們這樣做就把當成了曾經的“犯罪嫌疑人”了。我的這段恥辱經歷不但會像烙印一樣永遠地烙在我生命的記憶中，而且還會留在他們的所謂檔案袋裡。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後來憤而向中央有關部門和多位人大代表投訴過。

晚上7時許，他們威嚴地向我宣佈，從現在起，我已被解除“監視居住權”。滿腹狐疑的我，再三向他們提出：國家執法部門審問了我十幾天，按有關法律程式，也應該向我這個當事人出示有關書面的檔案吧？但他們對我的要求不理不睬。其中一位執法者還振振有詞地稱：我的行動是保密的，現在放你出去已是不錯了，還向我們要什麼手續？接著，“眼鏡”夜色和瘦高個子又拿出一塊黑布為我蒙上了雙眼。兩男一女，把我帶上一輛早就停在外面的小車中，向外駛去。

此時已是華燈初上的夜晚，幾縷枯黃的路燈搖著路旁電線杆的黑影，把我消瘦的剪影拖到地上。

得知我終於回來了，眼望欲穿的女友撲入我的懷抱，喜極而泣。儘管這時候的我已是十一天沒有刮鬍子，鬍子長得像一束亂草，像個小老頭子。在這十一天裡，我沒有見到陽光，此時此刻，我是多麼希望能見到陽光啊，五彩繽紛的陽光！可是，此時只是黑夜，我所面對的還是朦朧夜色。我滿面木然。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我剛回家的第二天，鄧世祥就打來了電話：你不是很牛麼？怎麼樣，被審訊的滋味很好吧？接著，我被審訊的事在新聞界傳遍了。同時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脅，經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我的住處附近遊動。

這次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得身體一直強壯的我大病一場，我的胃部還曾出現過咯血。但我只在家中休息了兩天，就決定回北京。我要早點趕到法院讓我的自訴案早日公開開庭審理。我相信法律會給予我一個公正的結果。透過這場靈與肉的折磨，我更加堅定了一定要打勝這場官司的決心。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一位法學專家得知我在廣州的真實情況後，馬上嚴厲地指出：他們這是非法拘禁！你完全可以起訴他們！

是的，任何一位新聞工作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