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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早在80年代起，不僅成為演員、歌手、詩人趨之若鶩的風水寶地，也很快成了賣文為生者——即“自由撰稿人”的集散地。久居京城的自由撰稿人，著名的除了伊夫、李大衛、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莊曉斌、九丹、喻塵、劉晴等人。無論家居何處，大家都面臨著如何拓展生存空間的問題。

迫於生計，魯院結業後，我進入中關村的一份某中央機關辦的週刊做採訪部主任、首席記者。在中關村租房而居的日子裡，我還結識了一幫流浪文人，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過著一種飄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裝瘋胡言亂語，甚至像孩子一樣手舞足蹈號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語，掛著淚痕沉沉入夢。我的心是傷感的，在與現實顛沛流離與磕磕絆絆中，像打了層層補丁，將閃爍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來流浪的路上，愛與溫情都是易碎品。

由於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無聞的我在北京，在新聞界漸漸小有名氣。

幾年間，我先後在《科學時報&#8226；今週刊》、《首都公安報》、《文化時報》、《工人日報》、《京華時報》《法制日報》等新聞單位供過職。但我還是熱衷於流浪，同時靠自由撰稿為生。

那幾年，全國各省市的各式各樣的雜誌雖如雨後春筍，但那些共青團、婦聯、社科等系統辦的綜合性文化休閒類刊物，正常稿費標準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當然也有像《知音》、《家庭》雜誌，千字千元，好稿更高，多的每篇達到萬元的。其他的如平時也向我約過稿的雜誌如《深圳青年》、《打工》、《戀愛婚姻家庭》等，好的也有千字600元的。報紙稿費高低懸殊太大，高的除了有名的《華西都市報》，其他還有《南方日報》、《南方週末》、《楚天都市報》、《齊魯晚報》、《濟南時報》和《深圳法制報》等，我當時一般的稿子每篇可基本拿到500—800元的稿費。雜誌只能一稿一投，而報紙對於好的新聞除了《華西都市報》外，可以一稿在每個省市發一家。當然有的稿費很低。我還曾經收到內蒙古一家報紙寄過來5元錢稿費——儘管太低，但總比那些發了你的稿子又從不給你稿費的好多了，就是你索要了，還不給你。也有人指責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報紙新聞如果一個省投一家的話，我認為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投，讓人家轉載了，不但不給你稿費，而且連你的大名也給去掉了。我記得2001年間，廣州某報接連從《工人日報》的頭版頭條上轉了我兩篇長稿，都沒署上我的名字，稿費也不給。

也許有人會說，賣文為生者也有買房買車的。有一次，我去劇作家吳霜家玩時，她對我說：北京的伊夫以前也是做記者的，後來他就獨立撰稿，專寫演藝圈子裡的新聞，這幾年早就發了，他不但開上了車，買了房子，還配上了秘書。如果你覺得在報社做記者不是很順心，其實憑你的實力和軍人的作風，你完全也可做一個自由撰稿人的。

京城賣文為生者眾生相早被許多大小報刊不同程度地報道過，他們的生活狀態曾為國人所關注。在京城眾多的自由撰稿人中，生活最為動盪不安，最令人心酸的，恐怕要數古清生和莊曉斌了。

在京城，如果提到自由撰稿人的話，我相信誰也不會繞過古清生。儘管現在的京城又應運而生了許許多的自由撰稿人人，但無論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古清生都是一個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客家人，祖籍江西，出生於湖北大冶。曾從事地質勘探、宣傳等公職，１９９４年辭職到北京從事職業寫作。其以地質隊員的姿態步入流浪寫作，流浪、生命、寫作溶於一體，創造出奇特的充滿個性化的行走文學文字。曾經出版長篇小說《追殺索羅斯》、《2038》及散文《黃河彎黃河長》、《漂泊京都》、《左燒烤右煨湯》等十幾部。

雖然我和老古同為大冶人，但我們直到1999年，我來京前往魯院後才與他相識。早在90代初，古清生便從我們老家湖北大冶扛著一臺386電腦來到北京，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賣文為生生涯，成為了京城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之後，他參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撰稿，狠狠地火了一把。更多的時候，他默默無聞地在北京簡陋的出租屋裡碼字，賺稿費。

記得1999年秋剛到北京時，我就與古清生取得了聯絡，當時他住在豐臺。他在電話裡鼓勵我平時要多讀些好書，勤寫作。在魯院快結業時，應他的邀請，我從十里堡趕往豐臺。我雖然和老古同為大冶人，也早知道他是大冶很勤奮而且很有才氣的一個青年作家，但我們在這之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