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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侵略決策的過程，並非是處在不知情或是無可奈何的狀態，而是相當積極主動參與決策，偶爾也會有作戰的重點提示。只是做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動提出政策方針，多半是接納屬下的共同意見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戰略演變，基本上是操縱在擴大派的軍官手中，他們的侵略，煽動了日本的民氣，可是他們始終被自己的短視眼光（「見木不見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國所設計之戰略格局發展所左右。這是日本三千年歷史中唯一次的對外大擴張，竟然沒有真正的遠大方略，也沒有真正的強勢領導核心，所有涉及和、戰的根本大政方針，都在激進與猶豫交替的狀況下，做出無遠略、無持續性的抉擇，最後當然只有落得慘敗的下場了。 而在中國方面，當時整個的國家與社會，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落後狀態，並無一套支援現代化戰爭運作的制度存在，來完成這個全民族歷史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中國從大本營的指揮系統，到補充兵力的徵兵制度，都剛在草創與適應的階段，更別提支援戰爭最為重要的工業與軍需生產力的落後了。 不過在領導的運作上，中國卻有蔣介石做為抗日的領導中心與權威。因為縱使到了全面抗戰的時刻，中國所有的軍政力量，仍然沒有達到真正的統一，也沒有妥善劃一的制度，只有蔣介石成為團結抗日運作的中心，協調一切內外的勢力，制訂各種應對的策略，可以說他也是邊學邊用邊調整。因此在分析中國抗戰史之時，就很難以一般的方法來看這場跨越時代的中日曆史決戰，本質上，日本是站在已經現代化社會的階段，但是中國才剛剛準備開始現代化而已，兩個對決的國家，完全處在不同的時代與環境之下。 從領導的層面分析，假如當時沒有蔣介石的領導，中國幾乎就沒有辦法進行有組織的長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淪為遊擊與流亡政府，這樣中國就不可能爭取到領土全面的光復，以及聯合國四強的地位（當時國際強權曾計劃，將東北四省以及臺灣列為「國際託管地」）。在沒有完整制度的運作之下，蔣介石個人的優缺點，以及中國當時的實際國情，都造成抗日戰爭歷史的複雜性。蔣介石做為抗日戰爭的關鍵領導人物，其主要的歷史地位，並非單純指揮前線的軍事作戰（有如大戰時的英、美、蘇以及德、日等國的將領們一樣），他最為重要的工作，是要設法領導這個國家認同尚未完全建立、現代化生產與社會結構尚未奠定基礎的中國，單獨地對抗已整軍經武，蓄意侵略中國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日本強權。 根據歷史的事實顯示，蔣介石至少在個人方面，是一位相當有膽量的軍人，他曾經多次親身前往戰事非常激烈的戰場視察，幾度遭到近乎喪失生命的近身攻擊，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曾對於個人生命的安危，而顯露出任何猶疑與畏怯。在掌握整個戰爭的最高戰略原則上，蔣介石也能大體的不失原則。至於在一些重要戰場的指揮上，蔣並非傑出的指揮官，他最大的問題就是經常「直接」干預前線戰場部隊調動的問題，蔣介石也缺乏歷史上名將所擁有的特殊軍事直覺與指揮的天分，所以少有驚人的戰場軍事才華表現。當然有些軍事佈局的考慮，往往是要受限於當時的歷史時空環境，以及全盤政略的考慮，因此不能做出純粹在軍事上最佳的選擇（尤其在中國抗日戰爭更是如此）。 蔣介石領導中國的抗戰，是要面臨比軍事戰鬥還要複雜的各種歷史與制度問題，雖然蔣介石的最為重要職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職責，並非是軍事上的指揮工作，而是總合一切的力量，進行對日的抗戰，蔣介石一度身兼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農民銀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學校長。因為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立現代化的政府與軍事制度，蔣介石所統帥的是一支還在發展與適應中的拼裝部隊，這支在觀念上，屬於幾個世代混雜的部隊，沒有共同的後勤系統與互通的訓練基礎，各個部隊的領導人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與不同的動機，他們還無法建立真正互信與一致的指揮系統，而後勤補給又是如此的不足與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運作。從蔣介石對前線部隊所下達「命令」的形式與內容來看，除了是對中央軍（因為都是他的軍校學生）以外，多半都是採取「建議」與「情商」的內容與語氣，而命令的結果，對於雄霸一方的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參考辦理」而已。 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最大的失敗，還不是與日軍對抗時，一些指揮與戰略佈局的錯誤，他最大的失誤，應該是來自無法應付盟國的壓力，而非敵人日本的攻擊。從盟國要求組織中國戰區開始，蔣介石就陷在一連串決策錯誤的危機之中，「盟國」蘇聯硬是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