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頁)

戰爭的微妙態度使日本感到惱火 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親華派”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可以在後方坐鎮指揮張學良部與日本關東軍作戰。而到1935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隊伍已經達到70人之多。德國顧問團幾年內為中國訓練了30萬中央軍，成為抗戰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滬戰役”中國軍隊大敗日軍，使其速戰速決、強迫國民政府訂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而在此次戰役中痛擊日軍的主力部隊，就是德國顧問訓練的中國精銳部隊。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6年，德國幫助中國製定了“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準備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打下工業基礎，為抵禦日寇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建設資金，中德秘密簽署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萬萬馬克。中方將在隨後5年中每年購買2000萬馬克金額的德國軍火和機器，在10年內用各種農礦產品歸還，每年為1000萬馬克。中國的軍火供應也基本仰賴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佔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戰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仍有80％來自德國，以至於日本有人將這場戰爭稱為德國戰爭。德國的做法當然令日本惱火。日本最終以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要挾，說服希特勒下達了停止對華軍火供應、撤回在華德國顧問等命令，但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親華派”佔上風的德國軍方和外交部的強烈抵制。迫於軍方和外交部的壓力，戈林給國防部國防經濟處處長托馬斯上校發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與中國的貿易。”對於日方的抗議，德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魏茨澤克毫不客氣地反唇相譏：“不僅日本無權控制或質問德國武器輸華，就連德國政府亦無權阻止私人對華軍售。”外長牛賴特也表示：“德國武器輸往中國，保持適當之限量。中德經濟之發展，是基於純粹商業基礎，並非經由德日談判所能解決。”1937年德國以易貨供應方式輸入中國的作戰物資，價值高達8000多萬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1938年7月，美國國務院統計七七事變以來各國輸入中國軍火的數量，德國仍壓倒蘇聯居第一位，德國當時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德國傳統政治精英不僅準確地預見了日本侵華必然導致的遠東政治色彩的變化，而且他們一直認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中國未必會在中日戰爭中失敗。如果德國外交始終由這批政治精英主導，既能把日本綁在反蘇的戰車上，又可維持中德邦交，繼續從中國撈好處。這對德國的國家利益無疑是最不壞的選擇。換句話說，德日同盟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領導權的問題：是德國主導德日同盟，還是日本主導德日同盟？德國的傳統政治精英堅持前一個選擇，然而他們的選擇並沒有能夠成為德國政府的最終選擇。 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納粹黨棍並不具備起碼的專業能力和務實精神，也不管德國的國家利益何在，只基於意識形態的狂熱來決定德國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樹立起絕對的個人權威，因此不能不對德國傳統政治精英多所包容，他們因此還能在外交方面發揮重要影響。但從1936年起，希特勒在國內已經可以一手遮天，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悲劇和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便正式上演了。裡賓特洛甫之流的納粹黨棍最終把持了德國外交的大權。他們一改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場，不再對日本有警惕和防範之心，而是將德日同盟的主導權拱手相讓，完全被日本牽著鼻子走。德國傳統政治精英苦心維護的中德邦交毀於一旦，德國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懷抱。這種愚不可及的選擇最終被歷史證明為政治上的自殺。 抗戰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初期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但矚目於此的學者並不多，許多關鍵內幕因此一直無從獲知。陳仁霞博士歷數年之功，從已經塵封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翻檢出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寫就《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一書，以嶄新的史料、翔實的細節豐富了抗戰大歷史，揭示了原本闇昧、實則驚心動魄的中德日三國角力大場景，使讀者獲得了很多新鮮的教益。在即便是學界仍不免人心浮躁之今日，這樣紮實的和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作品相關　汪精衛叛國“豔電”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鑑： 今年4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週旋，無非欲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