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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損害”。於是，美國以“借刀殺人”為其遠東政策的指導思想，一面慫恿日本與蘇聯和中國為敵，鎮壓遠東的大、小布林什維克，一面避免日美衝突。這就註定了，美國對日本侵華僅停留於空洞的道義譴責，而不可能實際干預。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求援，美國置若罔聞。甚至當1937年12月12日，侵華日軍故意挑釁，在南京江面擊沉美國炮艇“帕內號”，導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國仍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對日本提供貸款，出售戰略物資。 美國如是，蘇聯又如何呢？ 蘇聯的最大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面對來自日本的危脅，蘇聯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衝突，並使中日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氾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達到挽救蘇聯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並非死於日軍之手而是死於蘇聯間諜之手。（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對俄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新著《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的報道）此案單從邏輯上看也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蘇聯如願以償。為了讓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但這種援助是有限度的，必須以不得罪日本為前提，必須以不把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所以，無論國民政府如何再三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在有限度援助中國的同時，私下裡蘇聯日本一直勾勾搭搭，於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該條約 1930年代的中德友好圖 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物件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華的默許和縱容。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以中國領土為相互饋贈的供品。蘇聯實現了確保東線安全的初衷，並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對正處於抗戰以來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人民來說，這無疑是令人寒心的叛賣之舉。 美蘇如此，其他大國也不仗義。國際社會保持著可恥的沉默。中國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獨中迎戰強敵，外交上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一個危局接著一個危局，欺騙之後復有欺騙，叛賣之後還是叛賣。 日本這頭鹵莽的野牛最終如中國期望的那樣撞上了美國的腦門，迫使美國拔劍自衛，日本從此陷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泥沼，不能自拔。中國終於告別孤軍狀態，以弱克強，與盟國攜手迎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 出於反蘇的需要，德國一度反對日本侵華 在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在中日衝突中竭力保持中立，這一點從前是甚少披露的。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註定了德國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國一方，而是與同樣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攜手挑戰文明世界，最終與中國為敵。但發展到這一步，有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德國並非自始至終都與日本沆瀣一氣，在中日衝突的早期，德國還保持著相對清醒的頭腦。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儘管還不是很強大，但不容忽視。德國需要同中國保持密切聯絡，這樣既可以獲得從別的渠道所無法獲得的戰略物資，又可以向中國擴大商品輸出，帶動德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為叢驅雀，把中國逼上絕路而迫使中國與蘇聯結盟。 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是持異議的甚至是明確反對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共產主義，並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援。”德國還幾次向中方宣告，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並沒有要求德國擔負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 一方面，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堅決抵制建立親日遠東政策的強大呼聲，苦心孤詣地維持中德邦交。以至於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不能不悲哀地承認：“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就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係的不斷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敵乎，友乎？德國對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