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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卻被扣上了“反蘇反共”的帽子。如果說當年的那些謠言，諸如王造時拿了國民黨的錢之類，在事實面前還可以不攻自破的話；那麼到五六十年代以後，這頂帽子便象達摩在利斯劍似的，成了王造時悲劇命運的一大禍根。 《王世傑日記》中還有些關於日蘇條約的內幕。譬如4月13日晚10時許，王世粟得知日蘇雙方簽署條約的訊息後，“當即以電話報告蔣（介石）先生，並對通訊社及檢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會席上，報日蘇簽約之訊息。會中討論三小時。多數意見仍主我方應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論刺激蘇聯，惟對滿矇事不能不從法理上作一宣告。”4月15日，他又召開有關方面和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要求“各方言論務極慎重，以免造成反蘇之印象。到會者頗有不以為然者，但予堅囑必須如此。”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還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據中國駐蘇聯大使邵力子報告，日本代表團離開莫斯科時，斯大林“親往車站送松岡行，並與之行蘇聯‘親頰’禮。另據日方同盟社電，松岡在蘇聯政府公署簽約後，曾題字紀念，所題者為‘言而有信’四字。”這些細節對於上述新聞也是很好的印證。 從《王世傑日記》中，還可以看出各方面對蘇日條約的反應，以及該條約所起的作用。4月2O日，蔣介石曾“約中央常委商談對蘇日協定之態度”。于右任認為，如今日軍已無北顧之憂，勢必要抽調東北駐軍加強對我進攻；馮玉祥則主張應“再派大員赴蘇”，以便弄清底細。然而蔣介石卻笑著說，不論派什麼人，恐怕也“見不著蘇聯政府當局！”第二天，從日本方面傳來訊息說：“蘇聯已開始將西伯利亞駐兵西撤，以示信賴日蘇協定之意。”與此同時，日軍對我國襄樊地區、東南沿海以及中條山一帶發動大規模進攻。王在4月23的日記中寫道：“敵軍連日以教師級之眾閃擊浙閩海岸，寧波台州溫州相繼被敵佔領後，福州亦淪陷。敵人用意或系作南進之準備。延安共產黨發表關於日蘇協定之意見，謂蘇聯將繼續援華但以蘇之接濟不致用於攻擊共產黨為條件。又謂日蘇關於蒙古及偽滿之共同宣告者為當然之舉，利於蘇亦於中國有利。”到了5月12日，王又在日記中說：“敵軍自本月七日起，大舉進中條山一帶，兵力甚厚（約四五師團），且已發現滿洲駐軍之符號。似乎敵軍有大舉西犯之意。”從此，中國人民的抗戰進入了最艱苦最困難的時代。 最後，有兩點並非題外的話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學生時代，曾經從教科書中得知，在蘇聯的無私援助下，中國抗日戰爭才取得最後勝利。如今翻檢史料，才明白一些事實真象。這是我撰寫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本國利益為前提的，美國也不例外。然而，美蘇兩國之所以在對日問題上迥然異趣，恐怕主要是兩國的體制、即民主與極權專制所致。

作品相關　日本裕仁天皇的《終戰詔書》

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公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為朕所眷眷服膺者。往年，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於東亞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戰已閱四載，雖陸海將兵勇敢善戰，百官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克己奉公，各盡所能，而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之，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實難逆料。如仍繼續作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安億兆赤子，陳謝於皇祖皇宗之神靈乎！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深表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臟為之俱裂。至於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深為軫念者也。今後帝國所受之苦固非尋常，朕亦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耐其所難耐，以為萬世之太平計耳。 朕於茲得以維護國體，信倚爾等忠良臣民之赤誠，並常與爾等臣民同在。若夫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因而迷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此朕所深戒。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未來之建設，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望爾等臣民善體朕意。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作品相關　不是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