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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強調起區別的問題。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確提出了“對待中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的態度有所區別”的具體辦法。＇1531947年2月1日，**也重申了這一政策，要求“對於一般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後，應有適當的出於群眾願意的照顧”。＇154但這一政策因無法滿足眾多無地少地農民的願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後實際上被負責土改工作的**放棄了。自此，從1947年10月頒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到1950年6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區別的提法和政策。＇155

對於大中小地主應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區別的問題，郭德宏曾有過專門的討論。他的觀點是：大地主一般佔田多，且與官府、軍隊勾結，強取豪奪，民憤較大。中地主沒有這樣大的勢力，“小地主往往只佔田幾十畝，生活比農民稍為富裕，一般作惡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沒收小地主的土地，對集中力量打擊大地主，“是有利的”。＇156但讀**的《尋烏調查》，可以發現郭上述論點的前提似不夠嚴整。

**在調查筆記中這樣寫道：“（尋烏）大地主人數很少，在全縣不顯特別作用。中地主是全縣權力的中心。他們的子弟許多是進中學校的，縣政權如財政局、教育局、保衛團等也是他們抓到的多，特別是祠堂蒸嘗費用，幾乎全部在他們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農是很難過問的。”＇157

作為外國留學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當年隨中國的土改工作隊親身參加了廣東地區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廣東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類似的情況。在村地主中的實權派往往並不很大，但是十分蠻橫霸道，和地方軍政都有勾結。用他的話來說，“很像以前日本惡霸頭子”，常常無惡不作。＇158

與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為身為軍閥或屬社會名流，長年住在城裡，與佃戶往往不直接發生關係，其對農民的直接壓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憤也小得多。＇159上海一農民就回憶：“當時租種的土地是一個地主家的，這個地主家在大團，很有錢，所以收取的地租較少。每年每畝收棉花50斤，穀子90斤。地少的、沒開店的地主則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後就沒有什麼負擔了。”＇160還有一些大地主，確有直接欺壓農民的種種事實，但因為歷史上對**幫助較大，其鄉間的罪惡反成其次了。如陝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強調的小地主多數不富裕，這一點過去從來不講，卻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親歷過土改教育和鬥爭的黑龍江珠河縣元寶村的貧苦農民，對村裡地主的印象是：“韓老六，做過維持會會長，屋裡沒啥玩意兒，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擱現在還不如咱各家蓋的小倉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間，就是有兩洋窗戶”。“老婆是個教學的，教音樂她會做縫紉，放學回家沒啥事兒，就蹬機器，噔噔的。給小學做個操衣啥的，窮不嘍嗖的，掙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實際上他也只是個經營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經營珠河縣地主的地，幫著收租，幫著往外租，從中間得好處和書上寫的不一樣*。”其他像地主“李興廣、賈明其、劉鍋子，就這些人家，家裡養活大車，還有馬，一大家子，都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的，過年一口年豬都不殺啊，就為攢幾個錢啊，攢倆錢就買點兒地，攢兩錢就買點兒地，都是這樣的地主。”“那時的地主，一清早撅著棉褲撅著棉襖，腰裡頭扎個繩子，一彎腰冬天都露出腰來，露肉，他也沒有什麼襯衣。全都是拼補家增，一塊豆腐切兩半吃兩頓。那時一塊豆腐就一分錢。”他們的看法是：那時的“地主啊，富農啊，比一般人能寬裕一點。至於說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樣。”“其實那時的所謂大戶人家，他和現在的貧困人家距離都挺大，不能比，還不如現在這個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勞動，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糧。”＇162

類似的調查資料也不少。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縣小湯山五里外的阿蘇衛村所做的調查，即使是村裡有田60畝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糧度日，他家與其他農戶在吃飯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就是逢年過節多少還能吃上一點白麵，約佔全家年消耗糧食總量的8％左右。在衣著上他們也與一般農戶的差別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儘量節省布料，冬天鞋帽極少花錢上市場去買，多靠邊角布料自己縫製。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會更新，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