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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組織估計全球將面臨超過1萬億美元的信貸問題。而這個數字是基於現在已得知的情況。唯一清楚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少了槓桿的調節，更多銀行資金被擱置以及伴隨著其他新的後次貸約束，整個金融服務產業的收益水平將會降低。更難以確定的是這種情況會不會導致全球性信貸緊縮。歷史上，極其嚴格的信貸限制會使經濟下滑轉變為更加嚴重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癥結在於：次貸危機即將發生的時候，銀行收縮了信貸業務並戲劇性地開始減少貸款—不僅針對它們的客戶，而且它們互相之間也會如此（提高所謂的銀行之間的同業拆借利率）。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利率受中央銀行的短期利率影響也將降低。換言之，美聯儲和其他中央銀行降低了它們的短期利率，但是同業拆借利率卻升高，限制了對經濟活動的信貸。

以上這些並不表明陳舊的商業模式不需要被更新。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除了縮短產品鏈和反向槓桿融資，別無他法，銀行業務方面也會發生變化；而那些縮緊銀根、進行商業儲蓄，並擁有忠實消費者的公司則將獲利。金融家們將在更低且更為穩定的資產回報率基礎上尋求資金回報。然而，更加難以確定的是這一變化的金融市場正規化對宏觀經濟的潛在消極影響。

據《華爾街日報》稱，從1996年到2006年，金融企業的盈利以每年13。8％的速度在增長，而非金融企業增速僅為8。5％，因為美國金融服務業大大得益於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2003年，金融服務業曾一度佔到美國股票市場收入的30％，或是美國企業收入總額的40％。不可否認的是，這樣高的比例一方面反映了對槓桿的過度利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2007年大規模沖銷金融資產賬面價值後，金融服務業仍佔到市場利潤總值的20％，成為美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那麼，美國的決策者們做好準備面對金融服務業失敗帶來的巨大消極影響了嗎？經濟學家弗雷德裡克·米什金曾在他的《下一輪偉大的全球化》一書中提到，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關鍵在於其金融體系。金融業的資本化程度越高、發展越快，越有利於全面繁榮。說“世界是彎曲的”，主要原因在於從長遠來看，如果不對企業家創業初期的融資進行嚴格的審查，金融體系幾乎就不大可能得到有效的監管。普利策獎獲得者丹尼爾·耶金近日曾提到：“簡單全球化的時代已經過去，國家的力量將再次凸顯。”

我擔心的是，長期來看，次貸危機將使國際金融體系分成兩個部分。一方面，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將相對放緩，金融體系監管趨於嚴格，從而使企業風險投資和增長方式受限。另一方面，包括印度、中國在內的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並享有大量存款，它們將採用被西方在政治上逐漸忽略的不受約束的離岸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公司以及其他投資工具來實現進一步擴張，並全面控制世界經濟的其餘部分。結果就是，伴隨著製造業掌控權從工業化的西方世界移至太平洋沿岸，亞洲會獲得壓倒性的金融優勢，這一轉變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得多。

由於太平洋國家處理全球變暖問題的方式比西方國家寬鬆，這種增長的優勢因此會得到加強。同樣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由於信貸限制和金融去槓桿化，全球性的經濟發展在未來5年可能會放緩。這種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

或許這就是信貸市場形勢如此重要而無法交給監管“警察”的原因，因為他們無法充分認識消極的宏觀經濟，也無法從為數不多的政府幹預中得到市場啟發。很明顯，接下來的幾年需要從公共或私營機構裡精選出一支金融政策的腦外科醫生團隊，獲得國會中一些重要和睿智的領導的支援。是的，國會中的兩方都有一些充滿智慧的領導。但在如今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裡，他們會不會願意合作以達成負責任的解決方案，這就另當別論了。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出現新一輪的　“薩班斯·奧克斯利事件”，這種事件出發點雖好，但往往起反作用，造成意料之外的不良後果。如果用於應對此次的次貸危機的第二版《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仍舊像之前那部薩班斯–奧克斯利金融市場改革法案一樣，結果可能會使美國的銀行業嚴重邊緣化。未來的美國公司將不得不依賴於歐洲、日本和中國的銀行進行融資。美國的金融服務業將會重蹈美國汽車工業的覆轍。

在次貸危機發生之際，當有人問起我金融全球化的未來（是的，在華盛頓的宴會和聚會上真的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我的答案總會讓他們大吃一驚。我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