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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確實是克林頓時期的一項豐功偉績。那時，收入高、製造就業機會的企業家階層因其在擴大就業方面的良好記錄得到了華盛頓政治精英們的支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階層鬥爭言論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者沃倫·巴菲特。在獲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筆個人財富之後，巴菲特如今聲稱自己的納稅嚴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話，他將會透過更高的邊際稅率來向聯邦政府繳納更多稅。其他的美國富裕人士當然也會。

我能夠理解巴菲特對於美國財政失衡的憂慮，但是他的政策處方使他處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有一些東西是非常成功的風險承擔者的基因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們實現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他們會發現自己下意識地試圖阻止其他人獲得同樣的成功。一旦進入，他們很快會迫切地想將身後的門關閉。我在競爭激烈的對沖基金界就觀察到了這一點。所有成功者都不會介意政府設定更高的行業准入門檻，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費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風和法律費用使潛在的新來者不可能參與進來。

在積累了大量私人財富後，巴菲特現在輕易地要求對資本大幅徵稅。這一情況讓我想到了高檔專屬鄉村俱樂部中的環境。那些所謂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勢利、最排外的。他們並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東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為同樣也反映了美國財政問題解決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幾年前，他將自己的大筆財產投到了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一私人組織。美國政府正處在負債中，為什麼他不把他的財產放在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或者美國財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聯合國這樣的全球政府機構，就像他的億萬富翁同伴特德·特納10年前所做的？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選擇了比爾·蓋茨管理的一傢俬人機構，因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機構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財政困難的美國政府和許多州政府能夠從他的慷慨中獲益的情況下，巴菲特卻奇怪地選擇了透過私人途徑儲藏他的鉅額財產。

今天鼓吹階層鬥爭的政客們是在賭美國人民深深憎惡經濟上成功的人。但事實是，美國人民傳統上對建立了鉅額財富的創業風險承擔者們十分欽佩—從亨利·福特、比爾·蓋茨到史蒂夫·喬布斯，是的，還有沃倫·巴菲特。

普通的美國人所憎惡的是這個體系不對新來者開放，而被操縱來將事物凍結在固有位置。他們接受了創業風險和失敗這一動態過程，但是他們不理解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夠獲得特別稅審議，而新成立的公司卻必須繳納兩倍的稅。他們憎惡的是有錢有權的內部人士能夠從華盛頓撈到甜頭。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大部分美國人已經自願接受了這一體系，它在過去25年中曾用相對較低的稅率給予了卓越的企業家精神豐厚的回報。他們尤其不會憎惡年輕時的巴菲特—一個出身貧寒的人，長大後賣過《華盛頓郵報》，搬去奧馬哈市後成為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投資者，最終買下了《華盛頓郵報》的大量股份，成為它的董事之一。他們會把這個現在富可敵國的人當做真正的美國英雄。

關鍵的問題是對財富創造的政治容忍是否還能持續下去。全球金融市場參與者都想知道美國發生了什麼。最近，一個英國國會議員團訪問了華盛頓。我被其中一個議員的言論嚇了一跳。“有些東西已經變了。美國人頭一次對階層鬥爭這麼著迷，”他說道。其他的議員表示贊同。

這些議員並不是憑空想象這一基本轉變。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已經開始用民粹主義階層鬥爭的言論來逗弄金融市場。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但是原因並不像許多保守者所聲稱的那樣。他們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創造了高達75％的聯邦稅收，這些人同時也掠走了大部分國民收入。與他們觀點相反，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因為階層鬥爭政策會限制或者嚇退全球資本，導致創業冒險精神的喪失，而這會減少就業機會創造和降低整體經濟活力。除此之外，階層鬥爭的氛圍極容易滋生危險的金融恐慌，使整個經濟體系的根基遭到嚴重破壞。

全球投資團體在近幾十年忽視了美國政策的明顯缺陷，包括財政不平衡，一個主要原因正在於美國是創業者創新的溫床。美國曾經是全世界有創造力的風險承擔者大施拳腳的唯一的可靠平臺。有的人因此發財致富，但更重要的是，這些企業家幫助促成了強勁的經濟增長，創造了破紀錄的就業機會。

這並不是要否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場所帶來的焦慮。民意調查顯示，雖然這麼多年來失業率很低，股票市場也很穩健，但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