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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認為在過去的40年間，美國的稅收政策大體沒有差別，因此任何對稅收體系的突然改變會嚴重擾亂金融市場。如果這聽起來難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剛來到地球的火星人，從未聽說過幾十年間與這一觀點相反的黨派言論。研究過事實你會發現，###黨總統肯尼迪似乎是資本流動的支持者。透過他的努力，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90％降到了70％，他還頒佈了商業投資稅收抵免法規（併發起了被稱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里根廢除了投資稅收抵免，但是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提高了一些，但簽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資本收益稅率（同時宣佈了一系列資本市場看好的新的自由貿易協定）。戈德伯格的觀點是，難以否認，自20世紀60年代起，整體的稅務政策趨勢是偏向於企業資本流動的。此外，個人稅收政策大體避免了破壞性的階層鬥爭政治。

的確，許多政治觀察家認為克林頓政策是出於有諷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戰略—試圖增強反對黨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優勢。但是誰在意他是出於何種動機呢？對克林頓來說，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為繼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以來首位連任的###黨總統。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頓的經濟政策無法在華盛頓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對企業資本不利的政策，這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金融市場事件。正如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傑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會選舉大敗後稍帶誇張地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臨界點，里根時代可能會最終結束，也包括比爾·克林頓的8年。”這一潛在的政治轉變成為如今世界是彎曲的主要原因。

現在，美國政治社會正準備開始一場稅收辯論。本書不打算寫成一篇關於稅收的論文。在某種程度上，任何社會都應該鼓勵選民來設定稅率，並且接受其後果，無論是好是壞。然而重要的是這場辯論能夠反映兩個事實：第一，任何破壞美國的創業革命的稅收變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經濟中美國正遭遇殘酷競爭，所以這一點尤為重要。第二，任何關於稅收的討論，如果不能反映美國財政上面臨的挑戰，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辯論中，已經出現了一種誤解，以為只要美國的“富人”多納稅，美國的財政噩夢就將結束。從數字上看，這是一種誤解。正如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率上升1個百分點只能帶來大約60億美元的收入。在大規模的財政威脅籠罩在地平線上的情況下，這就像桶裡的一滴水。這一威脅可是以萬億美元計算的。

那麼這一威脅有哪些重要性呢？《華盛頓郵報》的羅伯特·塞繆爾森對此做出了很好概括：從2000年到2030年，6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口會隨著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逐漸退休而增長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將會從350萬增加到720萬，相當於20％的總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專案支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如今花費1。1萬億美元，也就是40％的聯邦預算（是國防支出的兩倍多）。到2030年，這些專案的花費將顯著增加，達到聯邦預算的75％，超過2萬億美元。

因此，透過向極富人群徵收重稅來解決這混亂的金融問題可能是一個聰明的政治標語。但這種花言巧語反映了極端的政治諷刺。原因在於並沒有足夠的極富人群來付賬。或者換種說法，許多透過辛勤勞動致富的###黨人和共和黨人會因為華盛頓將他們歸為沃倫·巴菲特式的過富階層，並且希望他們來彌合將出現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驚。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資報告指出，在美國這個擁有3億公民的國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戶家庭享有250萬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並且可用於投資的（非房地產，非退休相關的）金融資產。換言之，擁有價值等於或超過250萬美元流動資產的戶主能夠全部湧進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看一場NBA籃球比賽。大部分被認為富裕的美國人實際上反而只積累了很少財富，且通常是透過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夥事務或者專營服務公司而獲得的。如果他們被認為能像沃倫·巴菲特之類的暴富階層一樣，輕易地為高達數萬億美元的專案支出噩夢買單，他們會被嚇得目瞪口呆。

對於任何將出臺的美國稅法，修補稅法是一回事，而開啟階層對立的大門則是另外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了。對於階層鬥爭，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它對於當今高度流動的全球金融市場來說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發，將很難停止。避免了階層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