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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後，西爾斯從競選隊伍中被辭退）。不過西爾斯卻做出了一項歷史性貢獻。

在洛杉磯會議剛開始時，他就堅持選舉運動應該推動所謂的“北美協定”。這項協定將允許美國商業自由越過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邊界。里根很欣賞這個想法。他在1979年宣佈參加總統競選和第一次釋出國情諮文時都談到了這個協定。“北美協定”當然就是後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NAFTA）的起源。克林頓總統也支援NAFTA，這成了兩個政府之間的共同主線。它建立了美國、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貿易區，成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這幾次會議是在20世紀70年代行將結束時召開的。我稱70年代為“醜惡的10年”，任何有關20世紀70年代的事物—經濟、外交政策、音樂，甚至時尚—都是醜惡的。記住，令人羞恥的越南戰爭剛剛結束。深陷醜聞之中的尼克松總統被迫離職也才不到10年。人們仍然難以忘懷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個國家喪失了純真和希望。

世界是彎曲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如今美國的中年選民們都不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苦難。他們沒法想象低通貨膨脹、低利率的就業不完全的經濟。因此，他們關注全球化的不利之處，而不能夠對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好處給予足夠的感激。他們不知道全球化幫助美國經濟走出了20世紀70年代的心痛時期。

70年代有一個叫做“羅馬俱樂部”的組織，它是由世紀頂級經濟學家組成，宣稱理論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經濟是在衝擊增長的極限。換句話說，經濟已經達到了創造就業的極限。

幾年前，紐約市差點破產。被稱做達科他的西岸豪華公寓如今售價為1　000萬~2　000萬美元，約翰·列儂被謀殺時就是在那裡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萬美元就能買到那裡的公寓。

中東的兩次石油危機使美國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隊。魯莽的美聯儲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和高達10％的失業率（比較2008年年初5％的失業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這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後的時代，人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這是因為政府決策者們已經失去了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能力。1972年，道瓊斯指數達到了1　000點，但在70年代末卻下跌到了大約800點。這一下降不只意味著20％的損失，而是年復一年，長達數年的負收益。這代表了過去的半個世紀情況最壞、持續時間最長的熊市。

當股票市場下挫時，債券市場通常會上揚。70年代末，不可思議的是出於上升的通貨膨脹預期，兩者經常同時下降。一場公司和公眾養老基金危機也正在逼近。這一時期，美國公司被嘲笑為恐龍。

在美國，透過“稅級攀升”過程，通貨膨脹已經使中產階層家庭承擔了原來只針對過富階層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我們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稅率—如果他成為了總統。里根降低了所有稅率，包括高達個人收入70％的最高邊際稅率。如今，兩黨中都沒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達70％的稅率，除了意識形態上最為刺耳的部分。當時的稅率等於在金融上扼殺了中產階層納稅人。唯一的贏家是擅長於創造性的稅收庇護的公司。

英國曆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將70年代概括為“美國的自殺嘗試”。我記憶中則是一個國家的靈魂迅速失去了目標。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人民對未來的自信和樂觀得以再生。這一切使我們對如今的情況產生了兩點重要疑問：美國和世界是否正在緩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樣經濟衰敗的時期？“70年代”這一短語是否甚至還跟今天的大多數選民相關？

所有經歷過這一時期的專家中，艾倫·格林斯潘對里根時期開始轉變美國經濟的新的80年代正規化認識最為深刻。這一轉變又是在10年之後的克林頓時期開始超光速發展。

從1990年開始的20年間，我的商業夥伴曼利·約翰遜和我經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廳共進早餐，從餐廳可以飽覽華盛頓商場的美景。格林斯潘幾乎不會提供關於他的貨幣政策目標方面的有用資訊。他為了不洩露秘密，簡直無所不用其極。但我們的談話還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進早餐時，我問他如何評價里根作為經濟決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個獨特的觀點。他說當里根做了件非同尋常、風險極大的事情時，他就知道已經完成了一次正規化轉換。1982年，里根解僱了空中交通管制工會（簡稱PA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