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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頓成為了全球化和開放金融市場的擁護者。他是近25年驚人的經濟繁榮和全球減貧的帶頭參與者。為了打破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停滯，里根和克林頓都把全球化當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關重要的工具。年輕的比爾·克林頓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對那一時期的經濟幻滅感受很深。里根出生於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蕭條期間成年的。因此某種意義上，一入主白宮，兩人就都認識到了問題的緊迫性和偉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機會。如今的問題是：當全球金融市場參與者充分意識到這一非凡的政策共識時期正遭受終結的風險時，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如今，美國的兩黨正迅速背離克林頓所擁護的親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場的動盪和美元的疲軟很顯然不僅來自於次貸相關的信貸不確定性，也來自於美國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美國政治家越來越熱衷於對資本構成、企業家主導權和財富創造進行民粹性攻擊，這更加深了這些恐懼。

政治化的全球化帶來了如下問題。到目前為止，世界金融市場對美國金融資產（包括股票）的定價相對較高。這是基於對自由貿易、開放資本市場以及長期強勁增長問題的里根–克林頓模式將會大體保持完整的樂觀假設。但現在似乎正出現一個嶄新的政治世界，這個新世界有新的規定和變化的政策，並且對自由開放的資本和貿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緊迫的問題是：近幾年，市場將如何給政治環境變化的性質重新定價？恐慌的氛圍會不會導致強勢下調金融資產的定價？不明智的政治變化對金融市場的威脅是確實存在的。從政治的角度說，如今人們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經進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談論全球經濟時，將克林頓和里根聯絡起來可能聽起來有些奇怪，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他們都是國際舞臺上的全球化經濟金融改革演出團的成員。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納拉辛哈·拉奧、中國的鄧小平、歐洲的雅克·德洛爾、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紐西蘭的羅傑·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這一德高望重的群體中還加上了法國前社會黨總理萊昂內爾·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從下降的全球通貨膨脹以及新的廉價計算能力中獲益。面對政治壓力，所有人都轉向了全球化、企業家精神和全球資本市場，以打破20世紀70年代抑制財富的政策（中國和印度則是打破中央計劃經濟的高壓手段）。

作為決策者，里根和克林頓是一對奇怪的組合。這兩位前總統的聲譽都來自於他們對開放的資本和貿易市場的支援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成功。

為了披露更多的情況，我需要承認最開始我並不認為里根有這個潛力擔負這一歷史性角色，儘管事實上從最開始我就有幸近距離見證了這一切。我真的將永遠記住1979年年底在美國洛杉磯見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還要高，容光煥發，當時正快速經過機場萬豪酒店一間套房的門口。他穿著明豔的、彩色斑紋的運動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顏色及材質不太相符的高爾夫T恤衫。這位68歲的前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一點都不像在準備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

雖然我最初登記的是###黨人（在巴爾的摩像我一樣處於中下階層、住聯排式住宅的人都是###黨人），我卻在為里根當顧問，因為我是紐約州共和黨議員傑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這位布法羅地區的國會議員擔任里根競選的首席國內政策設計師。我當時是肯普的辦公廳主任。我們在洛杉磯談論經濟，確切地說，是用3天時間同里根朝九晚五地進行政策討論。在那之前，我從未見過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貼身顧問。我們的目標是：制訂一項國家復興計劃。

儘管我當時只有26歲，但我的經驗已經足以讓我意識到我們會議的潛在重要性。然而，我從未想到，這3天將會有助於美國經濟的全球化。確實是這樣。我當然也並不知道###黨總統比爾·克林頓後來會將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無法想象的高度。

當時最有趣的要數里根競選運動的智囊約翰·P·西爾斯。他年約40歲，白髮，吸菸過量。朋友們親切地稱呼他“約翰·P·撒旦”（因為他打擊對手的魔鬼般的戰術才智）。我很欽佩西爾斯的卓越才華—適應有時非傳統和不可預知的政治利益。他讓我想到了埃爾溫·隆美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北非戰場上的德國將軍。西爾斯習慣用三根手指夾著香菸，像架微型大炮一樣直接瞄準了州長。每當西爾斯講話時，空氣中似乎就有一種緊張的氣氛。當他和里根講話時，這種緊張氣氛就更濃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