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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稅收，提高教師薪水，形成一種有利於能夠高效創造價值的創新者—工程師—成長的培養體制。然而，維持資金的自由流動以保證全球化“血液”的動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腦科醫生”。那是因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種金融規則，或者說更多的是缺少一種能夠在金融危機到來時重新恢復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規定或規則。相反，我們必須摸索前行、小心應對，就好像是我們在一隻手被綁在背後而另一隻手戴著很不合適的拳擊手套的情況下，正在為病人實施一個精細的腦科手術。金融市場已經變得龐大無比，有時候它又危機重重，而我們的政府機構卻不能完全高效地讓它保持一種穩定狀態。

我們的工業化世界正在面臨著形勢嚴峻的清償危機—2007年和2008年信貸危機。在這種背景下，轉瞬之間，世界各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就停止了借貸。從全球來看，金融交易也出現了“緊急剎車”。在美國，潛在的購房者無力購房。全球金融系統也正在陷入一種不利局面。就好像一個前幾天還有著健康體魄的人，突然之間，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動，而他隨即陷入了昏迷狀態。

作為很多大型對沖基金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金融機構的所有者交易平臺的宏觀經濟政策顧問，我對金融市場危機已經感覺很平常了，但1987年股票市場崩盤期間那一個打了一整夜的電話還是讓我記憶猶新。

在我的記憶中，即使是最有自信心的億萬富翁級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我在他的話語中也聽出了一點不安，因為我們都意識到世界金融體系已經陷落到最糟糕的境地了。10年之後，也就是1998年的秋天，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比爾·麥克多諾向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其中包括我）闡明，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崩潰以及隨後的市場援救已經把世界經濟帶入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在我坐在腳踏車上，隨手翻閱從我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寄過來的報紙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正在唱歌的保羅·西蒙身上：“你要知道你的目標越接近你，你就越容易出現失誤。”其中一份報紙上寫著這麼一句讓人警醒的話，美國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曾宣稱：“2007年的全球經濟是我在商業生涯中所經歷過的最強勁的經濟。”然而，就在那天早上的《紐約時報》上，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就評論道，當前的信用危機很可能會引起一場“噩夢”—“債務拖欠的連鎖反應”。更為糟糕的是，他說，政策制定者對此卻束手無策。

“說這些並沒有什麼意義，”我認為。市場已經被次貸危機所造成的損失“逼迫”得“歇斯底里”了，相對規模較小的抵押以及與抵押相關的金融工具，已經完全被鎖定在沒有還款預期或沒有良好信用歷史的借貸者身上。但為什麼幾乎遍佈全球的股票市場會出現崩潰，而貸款僅僅因為一些抵押贖回權的喪失就出現危機呢？畢竟，美國2　00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僅佔全球價值數百萬億美元的資本市場的一小部分。

實際上，全球經濟正處在一種債務縮減的過程中—風險逐漸降低，而房地產泡沫正在縮小，市場也已經對這種狀況適應了幾個月。這種狀況令人非常困惑。為什麼世界上最大的藍籌公司—這些公司在沒有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就能輕易地完成公司內部擴張—的股票在一開始就被次級抵押贖回權的喪失“打擊”得“遍體鱗傷”？實際上，所有的這些只是其中的一個發展階段，也就是說只是事態預期發展的冰山一角。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家法國銀行—法國巴黎銀行—的發言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稱，該銀行根本沒有暴露出次級抵押貸款問題，然而在這之後不久，這家銀行就被迫承認它有數額巨大而且無法估價的抵押貸款。這個頗具神秘色彩的轉變讓金融市場大跌眼鏡，也給了歐洲和美國股票市場重重的一擊。“為什麼唯獨法國巴黎銀行的股票沒有受到重創—為什麼工業化世界的市場都遭受到巨大的損失？”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

沒過多少天，危機就遍佈商業票據市場—它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投資最安全的“港灣”之一。這同時也意味著中美洲正處於麻煩之中。突然之間，被認為最安全、最具流動性的（非政府性的）投資市場也變得讓人難以捉摸了。金融體系的根基已經面臨嚴重的信用危機。當投資者把他們的資金蜂擁投入被認為值得投資的短期投資—3月期的美國短期國債—時，全球體系的活力源泉突然就面臨嚴重風險。為什麼那是危險的？那意味著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正在變得“油盡燈枯”。當恐慌在大蕭條時期以同樣的方式出現時，投資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