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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九的，現在弄不清。但黃楚九能夠把它掛出來，公之於眾，也是意在自我標榜：我黃某人是頗知進退的，你們不要老是在背後議論我，說我的不是。

但黃楚九至死也沒有知足的時候。他的後人也這樣認為：先祖當年怎麼肯安於“騎驢”呢，他是要“騎馬”的，後來連騎馬也覺得不過癮，竟要駕車飛奔，終於翻車。

此刻新居落成之際，同時已有危機連連向黃楚九發出警告，一是在1921年上海發生了信交風浪，交易所接二連三地在倒閉，黃楚九的“夜市物券交易所”也難以支撐了。二是“日夜銀行”的頭寸短缺，黃楚九移東補西，煞是苦惱。

表面上可一點不能露出馬腳來，而且還要藉機向外炫耀他黃楚九的殷實富有。當時，上海人確實也有這樣的看法，一個人如果買了房子，進一步再造了房子，肯定混得可以，發了大財。人家無形中就對你增加了信任感，跟你合作做生意是比較放心的。

黃楚九向外炫耀的是他的收藏，單是大門口兩邊各放著一棵的珊瑚樹，每棵就有一米高。還有字畫。而字畫中黃楚九最引為驕傲的是章太炎寫的那一幅。章太炎給人寫字，上款向來不寫“某某先生”或“某某仁兄”之類，只寫“書贈某某”，做出規矩，從不破例。

但章太炎和黃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醫生是留學日本時結識的好朋友。章太炎在日本辦《民報》，臧伯庸當過發行員，朝夕相見，彼此之間，漸漸地可以不拘禮節了。據說章太炎不大喜歡洗澡，臧伯庸則和其他幾個好朋友，準備好了浴盆和熱水，硬逼著章太炎入浴。章太炎只好聽任擺佈。心中雖然不樂，但逢到子女生病，又不得不央求臧伯庸。臧伯庸悉心診治，藥到病除，章太炎又是很感激的。

黃楚九知道大女婿和章太炎有這樣的交情，便要他去求一幅字，最好能有上款。臧伯庸面有難色，支支吾吾的，不想去碰那個釘子。黃楚九想了一想，對女婿說，這樣吧，你見太炎先生，不要說出我的名字，就說有個“楚公”慕名求書，潤金再豐厚一些，也許太炎先生能夠答應。

臧伯庸沒法再推託了，只好領命而去。見了章太炎，把丈人囑咐的話說了。不想章太炎居然不加思索，寫了字後，又信筆寫下“書贈楚公”四字

三九、從小愛練字

臧伯庸不禁大喜過望，拿到“知足廬”向丈人交差，黃楚九更是開心得不得了，以後逢人就說：“太炎先生竟然稱我為公，實在不敢當。”誰又知道是黃楚九本人耍弄的一個噱頭呢。

後來章太炎也為臧伯庸寫了一幅字，上款署“伯庸仁兄”。臧伯庸如獲至寶，特地配了紅木鏡框，懸於診所的牆壁上，直到六十年代才取下。“文革”中被抄家後，這幅字也不知弄到哪裡去了。

黃楚九收藏的字畫中，最多的還是摺扇，其中有一百多把扇面的書畫，都出於明清兩代著名的書畫家之手。每把扇子的扇骨質料、雕刻，無一相同，極為珍貴。這一百多把扇子的原主人是浙江湖州的一位老鄉紳，因家道中落，經濟拮据，便攜了扇子到上海求售。先找到丁福保，要價是每把二百大洋。丁福保沉吟半晌，對他說：“你有沒有門路找到黃楚九，他出的價錢可能還更多一些。”

老鄉紳東打聽，西問訊，果然見到了黃楚九，捧出扇子，聽憑挑選。黃楚九隻看了兩把識）和絕對精神（絕對意識）。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哲，一把有翁同�寫的字，一把有石濤的畫，就立即拍板，“好，我全要了。”隨即從“日夜銀行”提了一筆款子給老鄉紳，數目究竟是多少弄不清，反正每把絕對超過二百元了。老鄉紳欣喜不已，以後逢人便誇黃楚九為人不但慷慨大方，而且是個有鑑賞力的行家。

有人不免懷疑，黃楚九難道真的還有什麼學問？應該說，他雖然沒有什麼學問，但也粗通文墨，尤其喜歡練字，這是他小時候就養成的習好。當年他父親在餘姚鄉下為人看病處方，他總站在旁邊看著，有時就幫著寫寫方子。他父親告訴他：做醫生的一筆字很要緊，要是寫不好，開了方子到藥店去配藥，會被店夥瞧不起，在病人面前出你做醫生的“洋相”。黃家後人直到現在還珍藏著一本“治服七十二症方”的小摺子，就是黃楚九的親筆，字談不上寫得怎麼好，但是相當工整的。

在“知足廬”的書房內，放著一塊有半張八仙桌那樣大的青石板，用紅木架子支撐著。黃楚九每天必用毛筆蘸了清水，在石板上寫上好一回。黃楚九還開過一爿“黃隆泰茶莊”，招牌字就是他的親筆。

且說黃楚九買了這一百多把扇子。以後每逢宴客一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