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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在家裡待不下去，她和同學們一起出去串聯，經過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還借給她零用錢。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雖然靠邊，卻未受到隔離審查，還留我女兒在白樂橋家中住了一晚。據說黃山賓館的服務員揭發她在黃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憤慨。一九六一年我們在黃山過暑假，後來蕭珊帶著孩子來了，住在半山的紫雲樓，黃山賓館就在紫雲樓下面，我們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裡並不豪華，九姑也沒有受過特殊的待遇。清早我們都喝豆漿，誰也不曾見過牛奶。但是對運動中的所謂揭發，我們都有一些體會，上面要什麼，下面就有什麼。年輕時候看舊小說，我總是不懂“莫須有”三字怎麼可能構成天大的罪名，現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來了一個封建文物大展覽，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約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協分會舊址批鬥前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我也給揪去陪鬥。在會上杭州來的“造反派”發言要石西民交代將方令孺拉進黨內的“罪行”。石西民沒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擔心，可是以後我也不曾得到什麼不祥的訊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屋子減少了，只剩了一間。她已經七十八歲，她的女婿死了，女兒身體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時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撲克。她給我來過信，可是我的問題並未徹底解決，不便經常給她去信。再過一年半，我的情況仍然沒有改變，我的命運還是給捏在“四人幫”的爪牙的手裡。我的女兒也去了杭州，她也去過白樂橋。她和她的愛人給八十歲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帶去一點溫暖和安慰，但是他們除了工作和學習，還有自己的活動，還要參加搞不完的批這批那的運動，哪裡能經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兒、女婿回上海過國慶，我問起九姑的情況，我女兒說她患肺炎住在醫院裡，他們去看過她，她已經認不出他們。節後他們回到杭州就給我寄來方令孺同志追悼會報道的剪報，原來我們談論她的時候，她已經不在人間。

九姑活過了八十，不算短壽。在靠邊期間她還下過水田勞動，經受了考驗，也終於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沒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華，她不能死而無憾。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隻差十多天的時間，她沒有能看到“四人幫”的覆滅。

“四人幫”垮臺後我兩次去西湖，都沒有到她的墓前獻花，因為這樣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還不如心上的祭壇，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我兩次經過白樂橋，都是坐在車子裡匆匆地過去，眼前一片綠色，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可是我眼裡有一位老太太拄著手杖帶笑地不斷揮手！

離開杭州我就去北京參加茅盾同志的追悼會。

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裡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邊。她忽然對我說：“我忘記不了一個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難的時候，主動地來找我，表示願意幫忙。我當時不敢相信她，她來過幾次，還說：‘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她真是個好人。”我感謝丁玲同志講了這樣的話。九姑自己沒有談過三十年代的這件事情。

五月十五日寫完

《序跋集》序

我最近把過去我在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上發表過的前言、後記集在一起，編成《序跋集》，併為這個集子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居住的地方氣候並不炎熱，因此我想不通為什麼有人那樣喜歡風。風並不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吹，它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我的頭腦遲鈍，不能一下子就看出風向，常常是這樣：我看見很多人朝著一個方向跑，或者擠成一堆，才知道颳起風來了。

說實話，有一個長時期我很怕風，就像一個經常患感冒的人害怕冷風那樣。風不僅把我吹得暈頭轉向，有時還使我發高燒，躺在床上起不來。

但這也是過去的事情了。十二級颱風也好，龍捲風也好，差一點把我送進了“永恆的痛苦”，然而我也見過了世面，而且活下來了。我不能說從此不再怕風，不過我也決不是筆記小說裡那種隨風飄蕩的遊魂。

我從未想過要把過去寫的那些前言、後記編成集子。去年我還在懷疑寫這些東西“是不是徒勞”。今年年初有一位長住北京的朋友來信動員我編輯這樣一本《序跋集》，連書名他也想好了。他說明他這樣建議和敦促（他後來還幫忙抄稿，他是一位現代中國文學資料的收藏者），只是為了支援一位廣州朋友的工作，這位同志主持一家文藝出版社，不願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