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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種無憂無慮的幸福感覺。但是同她分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她還是想回上海，在這裡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從靈隱送她走回白樂橋，她對我們頻頻揮手，那麼善良的笑臉，多麼真誠，又多麼孤寂啊！

第二年年初我們五六個人從廣州到海南島參觀，坐一部旅行車在全島繞了一週，九姑也在裡面。接著她又和我全家在廣州過春節，看花市，她很興奮地寫詩詞歌頌當時的見聞。我還記得，我們在海口市招待所裡等待回湛江的飛機，已經等了兩天，大家感到不耐煩，晚飯後閒談中她談起了自己的身世，談了一個多鐘頭。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樣多的荊棘，她既困難又堅決地衝出了舊家庭的樊籠，拋棄了富家少奶奶的豪華生活，追求知識，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個真實的人”。那些堅持鬥爭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會病死在家中。她沒有屈服，終於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她談得很樸素，就像在談很遠、很遠的事情，的確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還不能沒有激動，她說不久前在一次學習會上她談了自己的過去，會後一位同事告訴她，以前總以為她是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舊知識分子，現在才知道她也經歷過艱鉅的鬥爭，對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說的確是這樣，我從前也聽見人說，她孤獨、清高，愛穿一身黑衣服，一個人關在屋子裡，不然就孤單地在院子裡走來走去。她笑了。她那樣的人在舊社會怎麼不被人誤解呢？她哪裡是喜歡孤獨？她那顆熱烈的心多麼需要人間的溫暖。

這以後她和我一家的往來更加密切了。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喜歡她。我們和她在黃山度過一段時間，又同在從化洗過溫泉。一年中間我們和她總要見面兩三次，書信的來往更是頻繁，她喜歡讀蕭珊的信，也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來上海，同上海的親友們一起歡度了她的七十大慶。這一次我們和她無憂無慮地相聚了幾天。我還興奮地說十年後要到西湖慶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實說無憂無慮，也得打個折扣，因為上海的作家已經開始學習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每個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藝會堂參加學習會，有一回姚文元眉飛色舞地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看見他口沫四濺，手舞足蹈，我覺得我的上空烏雲正在聚攏，一陣暴雨就要傾注下來。九姑雖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動地要求參加我們的學習會。我笑著誇她“學習積極”。她說她來“取經”，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樣的學習，我才看出來她也有點緊張。這年清明前後我和蕭珊並沒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經和幾個同事匆匆趕去北京開會。形勢越來越緊，連蕭珊也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到銅廠去了。

九姑從北京回來，仍然經過上海，我記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幾天，我還聽見她誇獎蕭珊參加工作隊有了很大的進步。她不曾談起在北京開會的情況。但是連郭老也公開表示他的著作應當全部燒燬，他本人願意到生活裡去滾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寫詩的朋友也誠懇地勸我表態，我接著就在學習會上承認我寫的全是毒草。這樣完全否定了自己，我並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輕鬆，心想總可以混過一些時候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彷彿把人的腦子磨鍊得非常敏感，其實它反倒給磨得十分遲鈍。那幾個月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感情就是這樣。我好像十分害怕，又彷彿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車，朝著緩緩移動的車廂內的長姐似的和善面顏不住地搖手，我沒有想到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沒有雨具，怎麼擋得住可能落下的傾盆大雨！“我們”不單是指我，不單是指九姑，還有許多同命運的人。

懷念方令孺大姐（3）

大約過了兩個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參加前面提到過的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我從北京到武漢再轉到杭州，分三路參觀的亞非作家們將在杭州會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的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當地的作家進行聯絡。我以為九姑會出來接待遠方的客人，可是在這裡連一個文聯或者作協分會的熟人也看不到。說是都有問題，都不能出來。我不敢往下問，害怕會聽到更可怕的訊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長就可以體現我們燦爛的文化了。離開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賓詩人問我為什麼在這山青水秀、風景如畫的地方看不到詩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來。回到上海，送走了外賓，我自己也受到圍攻，不能出來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似夢非夢的感覺，當時也是如此，我總以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來了，抄家，強迫勞動，一夜之間成為賤民等等。我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