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3/4 頁)

》。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閱讀就給別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裡，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干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裡去了。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著日子，不以為怪。在“四人幫”垮臺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開啟抽屜，我開啟了我的心。

懷念烈文（2）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他託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誌，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裡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魯迅先生從來不發號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態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閒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著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他在先生那裡把它們合併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標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並不相同。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說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殯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著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說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後來我們抬著棺木上靈車，我們抬著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裡。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裡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起編了兩三期《吶喊》之後，他就帶著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州，他還到香港同我們聚了兩天。下次我再看見他卻是十年以後了，靳以倒在福建見過他，而且和他同過事，就是說為他主持的改進出版社編過一種文藝雜誌。因此我後來從靳以那裡和從別的朋友那裡知道一點他的情況。他做了官，但官氣不多，思想也還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進文藝》上發表過小說。

烈文就這樣一直待在福建。抗戰勝利後陳儀去臺灣，他也到了那裡，在報社工作。他相信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又做過國民黨福建省主席和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後來他得罪了報社的上級，丟了官，陳儀也不理他了。他懷著滿腹牢騷到臺灣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他在給我的信中一則說：“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說：“這半年來在臺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說了。”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臺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五十年代初期連陳儀也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