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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說我這一生充滿著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爭，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說寫小說了。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於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隨想》裡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裡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鬆，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並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於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裡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裡，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裡，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說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著，還是臺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說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彷彿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髮往上拉，讓臺下的聽眾可以看到我的臉。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眾法”。它們的確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歷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別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汙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說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臺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臺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臺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臺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裡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說，我離開臺北迴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臺北寄了一首輓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臺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說：“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說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說他是反動文人呢？

不用說，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著別人投擲的汙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復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說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只是聽說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著孩子艱苦地過著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我託朋友給我找一點關於他們的材料，並沒有結果。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臺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臺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說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