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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願望。有什麼問題呢？在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我被迫參加鬥爭，實在寫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選了《窪地戰役》作為槍靶，批評的根據便是那條志願軍和當地居民不許戀愛的禁令。稿子寫成寄給《人民文學》，我自己感到一點輕鬆。形勢在變化，運動在發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政治術語，更不知道自己哪裡來的權力隨意給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臨時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總之，讀頭一遍我很不滿意，可是過了一晚，一個朋友來找我，談起這篇文章，我就心平氣和無話可說了。我寫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現在卻是聲討“反革命集團”的時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樣發表，我便會成為批判的物件，說是有意為“反革命分子”開脫。《人民文學》編者對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給我幫了大忙，否則我會遇到不小的麻煩。就在這一年的《文藝月報》上刊登過一篇某著名音樂家的“檢討”。他寫過一篇“徹底揭發”胡風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發表以後交稿的。可是等到《月報》在書市發售，第三批材料出現了，胡風集團的性質又升級了，於是讀者紛紛來信譴責，他只好馬上公開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連《月報》編輯部也不得不承認“對這一錯誤應該負主要的責任”。這樣的氣氛，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做法用全國的力量對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為了什麼？那麼這個“集團”真有什麼不能見人的陰謀吧。不管怎樣，我只有一條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應付一下，反正我有一個藉口：“天王聖明”。當時我的確還揹著個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沒有時間苦思苦想。

反胡風的鬥爭熱鬧一陣之後又漸漸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所謂“胡風分子”在鬥爭中都不曾露過面，後來就石沉大海，也沒有人再提他們的名字。我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訊息，別人對我說：“你不用問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做聲了。外國朋友向我問起胡風的近況，我支支吾吾講不出來。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運動一個接一個，大會小會不斷，人人都要過關。誰都自顧不暇，哪裡有工夫、有勇氣到處打聽不該打聽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記得在哪裡看到一份小報或者材料，說是胡風在四川。此外我什麼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結束，被顛倒的一切又給顛倒過來的時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間，但已經不是原來的胡風了。

一個有說有笑、精力充沛的詩人變成了神情木然、生氣毫無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繼續工作，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關於他我知道的並不多，理解也並不深。我讀過他那三十萬言的“上書”，不久就忘記了，但仔細想想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對。為了寫這篇“懷念”，我翻看過當時的《文藝月報》，又找到編輯部承認錯誤的那句話。我好像捱了當頭一棒！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箇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我想，胡風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要是沒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沒有長期坐牢，無罪判刑，他不僅會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是個衰老的病人，思想遲鈍，寫這樣的文章很困難，從開頭寫它到現在快一年了，有時每天只寫三五十個字。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或者側耳傾聽，才知道說真話多麼不容易。《文匯月刊》上《胡風傳》的最後部分我也找來讀了。文章未完，他們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寫到，我請求梅志同志繼續寫下去。梅志稱她的文章“往事如煙”。我說：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我還要在這裡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認識他，只是在首次文代會上見過幾面。他當時年輕，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惜不曾給他機會讓他的筆發出更多的光彩。我當初評《窪地戰役》並無傷害作者的心思，可是運動一升級，我的文章也升了級。我不知道他的近況，只聽說他喪失了精力和健康。關於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樣向後人交代？難道我們那時的文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