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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寫作的時間。最近這段日子由於難治的病，準備擱筆，又給自己的寫作生活算一個總賬，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運動，不由得渾身戰慄，我沒有在“胡風集團”、“反右鬥爭”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進深淵，這是幸運。但是對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樣替自己解釋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館，我到場祝賀。兩年半未去北京，見到許多朋友我很高興，可是我行動不便，只好讓朋友們過來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風來到我面前，她指著胡風問我：“你還認得他嗎？”我愣了一下。我應當知道他是胡風，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我第一次看見他。他完全變了，一看就清楚他是個病人，沒有什麼表情，也不講話。我說：“看見你這樣，我很抱歉。”我差一點流出眼淚，這是為了我自己。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我沒有去看過他，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不曾償還欠下的債，感到慚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時連自己也講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胡風由他女兒陪著來了，坐在對面一張桌子旁邊。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臉上，我找不到那個過去熟悉的胡風了。他呆呆地坐在那裡，沒有動，也不曾跟女兒講話。我打算在休息時候過去打個招呼，同他講幾句話。但是會議快要告一段落，他們父女就站起來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們，我有多少話要講啊。我好像眼睜睜地望著幾十年的歲月遠去，沒有辦法拉住它們。我想起一句老話：“見一次就少一次。”我卻想不到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

後來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訊息，我打電報託人代我在他的靈前獻一個花圈，我沒有講別的話，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我終於失去了向他償還欠債的機會。

但賴賬總是不行的。即使還債不清或者遠遠地過了期，我總得讓後人知道我確實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

胡風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讀他的夫人梅志寫的《胡風傳》，很感動，也很難過。他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他當時說過：“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會“心安理得”吧。這個冤案的來龍去脈和它的全過程並未公佈，我也沒有勇氣面對現實，設法知道更多的詳情。他們夫婦到了四川，聽說在“文革”期間胡風又坐了牢，最後給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來。在《文匯月刊》上發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後一部分，我還不曾讀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寫出，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弄清楚我應當知道的一切了，留給我的不過兩三年的工夫了。

四

還是來談反“胡風集團”的鬥爭。

在那一場“鬥爭”中，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情？我記得在上海寫過三篇文章，主持過幾次批判會。會開過就忘記了，沒有人會為它多動腦筋。文章卻給保留下來，至少在圖書館和資料室。其實連它們也早被遺忘，只有在我總結過去的時候，它們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說：“不許你忘記！”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不很客氣，我說我慢慢寫篇文章談路翎的《窪地戰役》吧。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記者從北京來組稿，我正在作協分會開會，討論的就是批判胡風的問題。到了應當表態的時候，我推脫不得，就寫了一篇大概叫做《他們的罪行應當得到懲處》之類的短文，說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表了態，頭一關算是過去了。

懷念胡風（4）

第二篇就是《關於胡風的兩件事情》，在上海《文藝月報》上發表，也是短文。我寫的兩件事都是真的。魯迅先生明明說他不相信胡風是特務，我卻解釋說先生受了騙。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聽周總理報告，遇見胡風，他對我說：“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請給我多提意見。”我卻批評說他“做賊心虛”。我拿不出一點證據，為了第二次過關，我只好推行這種歪理。

寫第三篇文章，我本來以為可以聰明地給自己找個出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個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經過我大概不會記錯吧。我第二次從朝鮮回來，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剛剛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荃麟同志向我稱讚它，我讀過也覺得好，還對人講過。後來《窪地戰役》刊出，反應不錯，我也還喜歡。我知道在志願軍戰士同朝鮮姑娘之間是絕對不允許戀愛的，不過路翎寫的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