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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愉快，這樣興奮，好像同郭沫若久別重逢、舉家團圓的日子就在眼前。

現在以安娜這樣的人物要到中國去，自然是一件有重要新聞價值的事情。一些新聞記者又蜂擁而至了，他們要抓緊機會在安娜上船之前進行採訪。1937年底南京陷落時，安娜對新聞記者的提問一概不作回答，現在她樂於回答記者提出的各種問題。她沉默了許多許多年，鬱積在心中的話實在太多太多了。她現在可以講話，願意向眾人表達自己的心情。

一個記者問道：“你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中國去？”

安娜對這個問題早就胸有成竹了，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是把中國看成自己的故鄉才去那裡生活的。”

“這些年你在日本是怎樣生活的？”

安娜的心情一下子變得十分沉重了，她極力鎮定一下自己，儘量用平靜的語氣說：“戰爭爆發後，我一直被國人看作是‘敵人的妻子’、‘賣國賊’。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可想而知”這四個字包含了多少內容啊！屈辱、掙扎、苦鬥、期待記者先生們為安娜的這一句簡短而又內涵豐富的回答深深打動了。他們看得出來，在他們面前站著的這位郭安娜，這位佐藤富子，是真正的優秀的日本女性，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女性的驕傲。沉默了好一會兒，一位記者才懷著崇敬的心情問安娜夫人道：“你現在的心情又是怎樣的呢？”

安娜朝著大海的西方望了望：中國就在西邊，丈夫就在西邊。西邊意味著重逢，意味著團圓。她十分愉快地說：“經過柔腸寸斷的十一年之後回到丈夫身邊，如今積憂煙消雲散”

碧海藍天，海鷗在快樂地、自由自在地飛翔。

輪船破浪前進，朝著朝思暮想、夢繞魂牽的中國駛去。

行至中途，海上起了風暴。輪船顛簸搖晃，安娜和一對兒女擠在三等艙裡，像是悶在鍋裡被翻炒的魚。安娜嘔吐得厲害，佛孫關心地撫著她，問道：“媽媽，你不要緊麼？”

“我不要緊的。”安娜用手揉著胸口，叮囑兒子說：“艙裡的人又多又雜，當心你爸爸的手稿。”

“是，是！”佛孫答應著。

淑子抱怨起來，說：“剛才天氣還好好的，怎麼說起風就起風，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啊！”

佛孫笑道：“中國古話裡還有一句：‘人有旦夕禍福’

“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安娜嗔道，又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見到了你們的爸爸，我們今後只有‘福’沒有‘禍’了”

“哈哈，禍盡福來！”佛孫、淑子異口同聲地說，他們和媽媽一樣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長子和夫在臺北大學任教，陶晶孫和佐藤操夫婦也在那裡，陶晶孫是衛生學教授併兼任熱帶病研究所所長，安娜在妹妹、妹夫家裡住了三個星期，略事休息，一面辦理去香港的有關手續。

安娜抵達臺灣的訊息在報紙上披露了。國民黨政府出於政治上的目的，派人來極力挽留，勸安娜不要到大陸去，並答應給她以優越的條件。安娜拒絕了，因為臺灣雖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委婉地對來人說：“我是一個女人。我是帶著孩子尋找失去的丈夫的，別的就不知道了”

“可是”，那個人故意做出一臉苦相說：“郭沫若在中國又有一個家庭了呀！”

安娜心裡一怔。繼而又想，這也許是為了勸阻她不要去大陸，留在臺灣或者返回日本的一個計策，她在日本時也曾經聽到過類似的流言，但她總是不屑一顧。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總要找到郭沫若才能弄得明白。於是安娜偷偷買了從臺北飛往香港的機票，帶著長子和夫和女兒淑子繼續萬里尋夫。

飛機比輪船快得多，想到很快就要與郭沫若見面了，安娜心情比任何時候都興奮、都激動，她坐在機艙裡，望著舷窗外面茫茫的雲海，一邊揣想郭沫若現在身體怎樣了？面容改變了多少？想來想去，出現在她腦海中的郭沫若仍和十一年前一模一樣。

郭沫若此時住在香港位於九龍山林道上的一幢小樓上。當安娜和兩個孩子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著實感到了意外！

“安娜！”

他見到闊別十多年未見的安娜，已經蒼老了許多，不過身子還是挺硬朗的。和夫已是三十的人了，淑子也長成了一個大姑娘。想到這十餘年來，安娜獨自挑起了養育兒女的重擔，又因為他吃了許多許多的苦，郭沫若深深感到愧疚。

他尤其愧對安娜的是：他從日本回國以後不久，就和於立群結了婚，至今已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