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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企圖進行恐怖、破壞活動”一起成了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判處他們死刑的根據。根據烏爾裡希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全體被告完全承認自己有罪”。被說成是“斯大林警惕性”的荒謬絕倫的多疑，按時地把自己的祭品獻給司法莫洛赫�！

這些審判案的一個特點，就是斯大林不僅企圖消滅現實的和潛在的對手，而且預先使他們渾身沾滿不道德、背叛、變節等汙點。所有審判案都是史無前例的妄自菲薄、假坦白、自我譴責的典型。這常常顯得十分荒謬，顯得完全是受了卑鄙的復仇欲的驅使製造出來的。例如被告們常常令人厭煩地反覆說他們是“叛徒”、“間諜”、“兩面派”、“暗害分子”、“殺人兇手”。加米涅夫就直截了當地聲稱：“我們曾為法西斯服務，我們組織了反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答應從寬處理，威脅要對家屬進行鎮壓，在審訊中經常使用肉刑，摧毀了這些人的意志，迫使他們按照“司法祭司們”寫的劇本扮演有損尊嚴的角色。總導演總是躲在幕後，由他的助手——維辛斯基和烏爾裡希——恬不知恥地主持“演出”。

英國研究宗教史的詹·弗雷澤曾寫過《舊約中的民俗學》一書，其中有一章叫《約瑟夫的杯子》，這一章的開頭值得全文引出。“約瑟夫的兄弟們從巴勒斯坦來到埃及，以便在那裡購買糧食備饑荒時用。當他們已經準備登上回程的時候，約瑟夫命令把他的一隻銀盃放進便雅憫的口袋裡。兄弟們剛一離開城市，還沒有走多遠，約瑟夫就派他的家宰追趕他們，命令家宰控告他們偷杯子。家宰搜查了所有口袋，在便雅憫的口袋裡發現了丟失的杯子。家宰責備他們對他的主人忘恩負義，不該以偷走主人的寶貴杯子來回報主人對他們的款待和好意。‘你們為什麼以惡報德呢？’他問他們。‘這不是我主人飲酒和占卜用的杯子嗎？你們這樣幹是作惡了。’兄弟們被帶回去，帶到約瑟夫面前。約瑟夫問他們：‘你們做的是什麼事？你們難道不知道我這樣的人必能占卜嗎’”“我們可以從這些話中得出結論，”詹·弗雷澤寫道，“約瑟夫特別以善於利用自己的杯子占卜發現小偷而自誇。”純紦矠

當斯大林把患難“兄弟”（也是精神“兄弟”）布哈林和李可夫從候補中央委員中開除出去的時候，他的插話“讓內務人民委員部去弄清楚”曾使他們產生了一線希望。過了一年，當這些站到了“街壘另一邊”（布哈林在最後發言中的說法）的人出現在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面前的時候，他們感覺到，“約瑟夫的杯子”即用來作惡和施展詭計的杯子已經盛得滿滿的。他們必須把它一飲而盡。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1）

有一天，斯大林偶然看到了早在本世紀初就已在俄國出版的《外交史要》一書。他翻動著已經發黃的書頁，瀏覽著書中的標題、插圖、照片和某些段落：外交衙門，外交書記和杜馬書記，俄國外交家奧爾金－納曉金、帕寧、涅謝爾羅德、哥爾查科夫，歷屆的部、司，各種會議，聯盟

對於斯大林來說，所謂外交就是尋求一些辦法（也可以說是某些妥協），好為實現他在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宏偉計劃保障良好的外部條件。作為領袖，他要使國家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並非一件易事！這需要時間，需要和平。必須確保和平。要不惜任何代價！正因為如此，他才建議讓莫洛托夫擔任外交人民委員（斯大林認為李維諾夫是個狂熱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在當前十分複雜的情況下，需要探索出那些可以用來使蘇聯免遭戰亂的聯絡、關係和均勢。斯大林不喜歡正統的外交活動方式和方法，如：進行訪問，召開會議和國際代表會議，舉行高階首腦會晤，等等。最好是建立秘密通訊聯絡，派遣有全權代表參加的特別使團，舉行小範圍談判。絕對必要時，雙方首腦可親自直接出面，以顯示某一行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斯大林看來，主要的是，外交活動作為實現一國對外政策的手段，應當由少數幾個人來搞。外交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這兩個部門要保證向他——斯大林提供必要的資料，使他了解實際情況，瞭解各種潛在的動因和動向，以便作出決定。在外交方面，斯大林特別注重搞秘密活動。他已然忘記，在蘇維埃政府的第一項法令——和平法令中曾經譴責過秘密外交，而且蘇維埃政府於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８年２月在《真理報》和《訊息報》上陸續刊登了前外交部檔案中的１００多份秘密檔案。斯大林本來就熱衷於搞秘密活動，所以對他來說，外交也不例外。

斯大林明白，最主要的是沒有哪個國家他能夠依賴。蘇聯在資本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