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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恐怖理論家和恐怖實踐家在全場一片憤怒聲中繼續說道。全國各地到處是一片怒吼聲。相反，由於恐懼，人們的困惑和痛苦卻只能強忍在心，不敢流露出來。

從那時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卻依然存在。彼爾姆的８０高齡老戰士Ｋ·Ａ·庫熱拉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幾乎每天夜裡我都夢見自己年輕的時候呆在遙遠的科雷馬勞改營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嚇醒”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審判案”鬧劇（1）

根據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後的審判”。藝術家們在聖像畫《最後審判》的畫面上，描繪了人們為塵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種種懲罰。強盜——上絞架，貪財的人——把滾燙的金水灌進喉嚨，放蕩的男人和淫蕩的女人——下火焰地獄，不關心同類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獄。這些老聖像畫匠也描繪了一個張皇失措的人，他張開兩臂，不知往哪裡走，因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卻作孽多端。誹謗者因為惡語傷人吊在絞架上。在這些聖經畫上也能看到殘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蟲”貪婪地咀嚼他們的肉。但是，看了這些老畫匠的創作仍然難以理解，這些不正直的法官踐踏最神聖的東西——正義時，究竟出於什麼動機。

對於鎮壓原來的和潛在的“反對派”的不正直的法官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政治審判案的總導演知道他想要什麼。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絕不拒絕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雖然他從來也不承認這一點。請注意，在他的圖書館裡實際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問題》，他很喜歡。特別是《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節，托洛茨基在這裡寫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階級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發動武裝起義，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當它（革命的階級。——本書作者注）遇到武裝陰謀、暗殺和叛亂時，它就要對敵人進行嚴厲鎮壓。鎮壓的形式或程度問題當然不是‘原則’問題。用恐怖手段對付不願退出舞臺的反動階級，可能十分有效。恫嚇是強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當然，斯大林進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１５年前就已經講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內戰時期的這些處方，但把它們用在了按他的話說是“社會主義已經完全勝利”的時期。毫無疑問，斯大林在國內已經不存在剝削階級的時候也把大規模鎮壓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諾夫正是這樣解釋斯大林在２至３月全會上的報告的主旨的：“鎮壓有教育作用。”紓紡矠當然，有人會問：“鎮壓的含義是什麼？至於斯大林怎樣理解鎮壓的實質，這未必還有疑問。說到這裡，我想離題說上幾句。

我的著作發表後，我收到了大量來信，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讀者中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希望把斯大林的鎮壓放到“括號外面”。他們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動，分析他的“功績”和“建樹”，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鎮壓，即使提到也不過是把責任推到葉若夫和貝利亞等人身上。這就發生了傳記中的一種獨特的“脫層”現象：只承認這些人相信的事情。當我閱讀“由於”斯大林而犧牲、而無辜犧牲的幾千人的案卷時，我彷彿聽到了他們從早已逝去的過去發出的呼聲：永久的困惑、萬分的憂鬱、絕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讓這些企圖為暴君辯護的人看看這些案卷。鎮壓——個人獨裁專權的極端表現——是登峰造極的不道德行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堅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惡毒又狡詐，他需要在黨、人民和歷史面前提出“開脫自己的”論據。他本來沒有這種論據。他就偽造、杜撰論據，特別是藉助於政治審判案。在幕後導演這些審判案的斯大林，追求著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審判案之後，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在莫斯科開始了所謂“１７人”審判案。在這個案件中，除了皮達可夫這個被列寧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稱為“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還有１６名被告。審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托洛茨基藉助於這些人組織了暗害活動，準備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審判案經過了精心的“策劃”，以至具有堅強意志的皮達可夫竟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奧斯陸（被告從未到過那裡）的會面，說什麼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們可能掌權的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在戰爭以前掌權的可能性，第二個方案是在戰爭期間掌權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設想，據他說，透過恐怖主義的集中打擊來實現第一個方案。他指的是同時對聯共（布）和蘇維埃國家的一些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