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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參謀部在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修訂計劃的同時，又準備了一份構想性質的檔案——《關於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間武裝力量在西面和東面戰略部署原則的設想》。《設想》正確地斷定德國是主要的戰爭威脅。提出了下述任務作為基本任務：在國境線上憑藉野戰工事進行頑強防禦以制止敵人侵入我國領土，保證總動員的時間，然後以強大的反突擊打退敵人的進攻，把戰鬥轉移到敵國領土上。《設想》認為，主力還得兩週之後才開始行動。然而，不論是《設想》還是正在擬定中的防禦計劃都沒有對防禦作戰本身予以應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引數均未確定。事實上排除了敵人的強大兵力有突破防線向縱深運動的可能性。當戰爭前夕一場戰略演習“試用了”這樣的方案時，斯大林惡毒地說：

“為什麼培養退卻情緒？你們怎麼啦，打算撤退？”

《設想》和防禦計劃規定要在縱深上均衡部署一級戰略梯隊各部隊（擔任掩護的第一梯隊有５７個師，第二梯隊有５２個師，預備隊則有６２個師）。在戰爭初期這導致紅軍各兵團行動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動，因此敵人有可能也用“逐個吃掉”的辦法來收拾他們。我在這裡先交代一句，德國軍隊卻相反，他們在戰線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幾個主要突擊方向上，從而造成了比蘇聯軍隊大四五倍的優勢。正是這種做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德國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線並飛速向蘇聯國土縱深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開始前不久，斯大林為其個人藏書索要了一份紅軍野戰條令。條令的頁面上劃滿了著重線，這些著重線證明，斯大林在解決戰略性的防禦問題時，力求在某種程度上提高自己在軍事學術方面的知識水平。然而他在總軍事委員會上、在同軍事領導人開會時所發表的意見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頭腦加上謹慎小心，而不是戰術和戰略方面的高深造詣。斯大林是作為一個謹慎的同時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為一個軍事戰略家去迎接即將爆發的戰爭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訂好了的防禦計劃再次呈報給斯大林。當然，他的全部願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慮，而這就意味著根本改變了武裝力量設防的主要方向。敵人的主要突擊方向現已預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可是工農紅軍情報總局知道，德國國防軍的主要突擊兵力（４個坦克集團軍中的３個）對準了斯摩稜斯克，接著便是莫斯科。但是軍事將領們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論據去說服斯大林。正如後來的事態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這些地方發動主要突擊。而這本來是可以料到的。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提醒一下，在國內戰爭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的軍事委員會委員。當時糧食和煤對蘇維埃共和國來說，確實與戰勝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認為，大片無林地區以及經濟上的考慮（獲取高加索的石油、烏克蘭的糧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線）會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發動主要突擊。

現在再來談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況相同：在戰爭前夕，在總參謀部的主要職位上出現了一批從基輔特別軍區“提拔上來的人”：鐵木辛哥任國防人民委員；朱可夫於１９４１年２月任總參謀長；瓦圖京任第一副總參謀長；科熱夫尼科夫任總參謀部政治部主任。自然，這些曾經在基輔特別軍區從事作戰事務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認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別重要的，並且他們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觀點。順便說說，基輔特別軍區軍事委員會在國家防禦計劃透過之前就認為：“敵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擊當在他們的責任區域。”由基輔特別軍區參謀長馬·阿·普爾卡耶夫中將簽署的《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關於１９４０年軍隊部署計劃的決定》這份檔案一口咬定：德國軍隊的進攻矛頭當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

當防禦計劃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時，朱可夫當上了總參謀長。實際上在半年當中前後任命了三個總參謀長。１９４０年８月，擔任這個職務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這個職務讓給了朱可夫。

這裡我應當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檔案。朱可夫是一個性格剛毅、意志堅強的人，他覺得，德國軍隊由於首先發動突擊，有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優勢。在經過思考、猶豫以及同鐵木辛哥交談之後，他於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親筆給斯大林寫了一份報告，內容如下：

致人民委員會主席

關於蘇聯武裝力量戰略部署計劃的設想。

考慮到德國目前使自己的軍隊處於總動員的狀態，有廣闊的後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們先展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