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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軍隊中的鼓動員處於很難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農紅軍總政治宣傳部主任、集團軍一級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號訓令中向各級政治機關和黨組織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年輕戰士政治學習的基本讀物是《普遍義務兵役法》、伏羅希洛夫同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軍人誓言、叛國懲治法、條令和教範莫洛托夫同志‘關於批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報告。”瞾矋矞矠最後一句話是梅赫利斯親筆加進去的。當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裡的時候，斯大林聽完了工農紅軍總政治宣傳部主任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之後，順口說道：

“別刺激德國人”然後他解釋說，“《紅星報》上經常談論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義。不要再寫了。情況正在變化。不要大聲嚷嚷這些東西了。什麼事情都要看時候。不應當給希特勒造成一種印象，好像我們除了準備同他打仗以外什麼也不幹。”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筆記本中記了些什麼，同時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領袖”，就跟十幾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圖哈一起在他那裡工作時一模一樣。這是一個理想的執行者。斯大林喜歡這種型別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會停止”在報上公開斥責法西斯分子，同時會下令在軍隊的政治學習中小心謹慎地培植對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彎子轉得太急，戰士和指揮員、千百萬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和知識分子思維上的惰性克服起來可不容易。

在蘇德協議之後總政治宣傳部收到的一些報告中，儘管一些看法和結論都非常謹慎，還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現實、曲解如何具體對待階級敵人的具體例子。現在我來舉幾段報告中的看法。

二級軍事工程師涅恰耶夫：“鑑於互不侵犯條約已經批准，現在進行射擊訓練時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擊’的術語。不能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和鼓動，因為我國政府不認為同法西斯主義有任何分歧。”

軍事工程學院教員卡拉通：“現在一般來說都不知道該寫什麼和怎樣寫，過去我們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教育，而現在則相反。”

哈爾科夫軍區格羅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隊）：“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德國欺騙了所有的人。德國現在要把一些小國據為己有，而互不侵犯條約又擺在那兒，結果你什麼事也幹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舉了幾個軍人的看法，它們證明普遍存在著思想上的迷惘和階級標準的紊亂。現在很難查明，是誰倡議把“友好”一詞“安裝”到蘇德條約中去的。假如這是蘇聯方面乾的，那麼至多不過證明在政治上考慮不周。如果這是德國方面所為，那就是精心策劃的破壞整個民族的社會意識的行為。不論屬於哪種情況，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儘管莫洛托夫後來說，斯大林“及時地識破了希特勒主義的陰謀詭計”，不過在上述情況下，卻很難相信這一點。

另一個巨大失算已屬戰役戰略方面，它同我們透過的國家防禦和武裝力量動員部署的計劃有關。按照斯大林的個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國簽訂“友好”條約之後不久，總參謀部就著手製訂這個檔案。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領導下，主要的制訂人是後來聲名顯赫的蘇聯元帥、當時的上校亞·米·華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證做好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在歐洲對德國及其盟國，在遠東對日本——的準備工作。預計“西部戰區將是主戰場”。認為敵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認為紅軍的主力也要相應地集中在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員在審閱計劃之後沒有批准它，認為計劃沒有詳細擬定我們可以採取的粉碎敵人的軍事行動。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對一份更加詳盡的防禦計劃重新作了審查。這一次計劃的準備工作由新任總參謀長基·阿·梅列茨科夫領導。制訂人仍然是華西列夫斯基。他還是認為，我軍的主力集中在西線是適當的，因為敵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佈列斯特地區。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報告了國家防禦計劃。他仔細聽了人民委員和總參謀長的說明，幾次走到地圖前，長久地沉默不語，在桌子旁邊踱來踱去，最後斯大林說：

“我不完全明白總參謀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線的方針。你們說希特勒企圖透過最短的路線向莫斯科發起主要突擊然而我想，德國人特別看重的是烏克蘭的糧食、頓巴斯的煤。現在，希特勒在巴爾幹地區已站穩腳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準備主要突擊。請總參謀部再考慮一下，過１０天再向我報告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