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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藏書中有馬基雅維裡的一些著作。從他在《君主論》一書的頁邊上所寫的批註可以看出，“領袖”熟知這位著名的佛羅倫薩人的名言：“為了達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使用卑劣的手段。”很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認為，既然希特勒使用騙人伎倆，他們就可以採取非常實用主義的計劃，目的只有一個：使與德國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戰爭推遲爆發。

在解決國際問題時，斯大林的其他戰友看起來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角色。有時，日丹諾夫倒還能發表一些相當獨立的見解，儘管也有侷限性。而總的說來，所有重大的政治決定都帶有斯大林的思想和意志的烙印。“領袖”並不懂得康德的哲學，但卻信奉這位德國思想家的箴言：“要勇於運用自己的智慧。”無論當時對外政策中的成功還是失利，從根本上看都受制於斯大林的政治立場、他看問題的特點以及他頭腦中產生的那些念頭和計劃。看來，斯大林外交的最薄弱的方面是不能高瞻遠矚。斯大林喪失了預斷未來的能力。

在此，我必須再談一下那些由個人作出的決定的根源。民主並不是一種陳設。要麼就實行，要麼就不實行。實行民主時，人民和他們的全權代表能夠參與作出重大決定；不實行民主時，則由少數幾個人作決定，或者像斯大林時期那樣由他自己作決定。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曾經譴責過在重大的外交和內政問題上的那種專制的決策方法，但後來一切又逐漸恢復“原狀”。其中許多決定造成了痛苦和流血。

大約１０年前，我國的語言中又多了一個常用詞——“阿富汗”。這個美麗的山國從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起，在幾十年時間裡一直是我們的朋友，而現在它的名字已成了我們的災難的代名詞。和過去一樣，那些作出決定的人又一次逃避了責任：一些人至今仍身居高位，另一些人直到壽終正寢仍心安理得、毫無愧色，而我國將近１５０００名青年卻陣亡在坎大哈、赫拉特及馬紮裡沙里夫的山谷和沙漠中。這項外行的、欠考慮的、輕率的決定是由少數幾個人作出的。人民代表參與過這件事嗎？這項決定由真正的權威的專家討論過嗎？當初預料到我們介入這個國家的事務的後果了嗎？我曾多次去過阿富汗，在我國軍隊開進阿富汗以前也去過。我想表示一下我的看法：我們並不是非去不可。阿富汗的悲劇不僅表現了政治上的輕率，而且說明在採取重大的外交決策方面沒有采取民主方式。我們生活中的這一事實本身告訴人們，任何解釋都開脫不了那些幕後決策者的責任。歷史是不承認幕後活動的。斯大林的個人專權的命運就說明了這一點。我說這些題外話並不是為了“刺激”什麼人，而只是想提醒人們：任何形式的個人專權（殘暴的、軟弱無力的，或者“仁慈的”）不僅是對人民的侮辱，而且勢必產生往往是悲劇性的錯誤。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2）

看來，有三次政治行動應當算作斯大林外交在戰前採取的重大步驟。第一次行動是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３日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件事我在前面已經談過。現在補充一些細節。斯大林當時發現英國人和法國人對蘇聯的談判態度冷淡，他看不到談判有成功的可能性。斯大林忍不住了，又想不出好辦法。根據他的提議，莫洛托夫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示意，有必要重新考慮柏林方面提出的關於締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而幾個月以前斯大林曾對柏林方面的上述建議報以沉默。希特勒當即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於是雙方便開始了頻繁的電報“交火”。但莫斯科方面卻過於小心謹慎，認為必須考慮周密。只是看到同德拉克斯海軍上將和杜芒克將軍的代表團進行的談判已經毫無指望，斯大林才下了決心邁出這一步。當時正同裡賓特洛甫一起在奧伯爾扎爾茨堡的希特勒已經等不及了。他需要這個條約，因為條約可以使他騰出手來。而俄國人仍試圖同英國人和法國人達成協議，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希特勒當時放下架子，親自給斯大林發了一封電報，請他於８月２２日，至遲於２３日，緊急接見裡賓特洛甫。希特勒假惺惺地寫道：“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對我來說，意味著確立德國的長期政策。德國從此將恢復過去若干世紀中對我們兩國都屬有益的政治方針”瞾矉矟矠

８月２３日，兩架“兀鷹”式大型運輸機將以裡賓特洛甫為首的代表團運抵莫斯科。順便說一下，由於飛行航線上的對空防禦設施配合不當，飛機在大盧基地區上空曾遭遇高射炮火襲擊，只是幸虧沒被擊落。當時曾在向德國的“兀鷹”式飛機開火的那支部隊服役的利奧庫莫維奇向我證實了這個事實。自然，一個由內務部工作人員組成的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