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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當談到青蛙為自己請國王時寫道:“如果我們的黨真的賞給自己這樣一個組織,那它的隊伍中很快就不會有聰明人和老練的戰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於是中央鶴就無阻礙地一個接一個地吞食這些青蛙。”瞾矈矕矠今天我們已經知道,“中央鶴”吞食的決不是青蛙,它認為自己存在和活動的全部意義不在於建立和發展人民政權,而在於強化獨裁政治。甚至當斯大林自己感覺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毀掉他的時候,他再次檢驗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可靠性。在他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中,他突然談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員會書記職務的必要性問題。他預先知道,整個這出戏會如何收場。當然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對於“解除”斯大林的職務問題連想也不可能想。這樣想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甚至連假定一下讓斯大林離開書記崗位而保留部長會議主席職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會從這個高位去屠殺同意他下臺的人。但是這是我說的假設,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瞭解這一點。然而在死前的幾個月,他還是決定再次對周圍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忠誠進行檢驗。新的中央委員按照斯大林的意見經受了這種斯大林式的檢驗。
再重複一遍:斯大林對於人本身,對於人作為社會現象,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從來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人(而缺少這個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遺產”的實質)只是作為同盟者、敵人、執行者、“螺絲釘”的人。不錯,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對“高階人物”、名人、有“貴族血統”或出身名門的人發生過興趣。在這種場合,斯大林對他表現了真正的興趣,發出了相應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這些人的命運的快樂。現舉二三例於後。
監禁在莫斯科郊區“特別設施”中的保盧斯元帥,同蘇聯當局在轉授和總結軍事經驗方面進行了合作。他曾幾次請求斯大林允許他返回祖國,尤其是因為他對蘇聯的態度向好的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好幾年過去了,斯大林沒有釋放俘虜。終於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內務部長的報告:
呈約·維·斯大林同志:
我向您報告,1952年2月25日夜,原德軍元帥弗里德里希·保盧斯發生了短時間喪失知覺的昏厥。同保盧斯一起居住併為他服務的有他的私人傳令兵、戰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廚師、戰俘若爾日。由於長期的俘虜生活和解決他的遣返問題毫無訊息,元帥開始出現神經錯亂。我認為,對保盧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可能性問題進行研究是適宜的。
C·克魯格洛夫
1952年2月29日瞾矈矖矠
斯大林最終同意擬訂遣返保盧斯的程式。這個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輝煌的軍事勝利之一的象徵。對於這樣一個象徵,他實在難下決心與其分手。
當斯大林獲悉,1945年11月在薩克森靠近羅塞爾城堡的村莊裡發現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爾米娜·馮·普賴琴,他認真想了一下說:“要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
稍早一些,有人報告斯大林說,在奧拉寧堡集中營發現了西班牙共和國前總理卡巴萊羅,他的身體狀況極其虛弱。斯大林在30年代末同他有過交往。僅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著。”不管怎樣:總理、君主、統帥是“他圈子裡”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以為也可以予以關照。
斯大林也曾過問滿洲皇帝溥儀的命運。在擊潰關東軍以後,皇帝和他的家人及僕從被送到赤塔,而後又轉送到哈巴羅夫斯克。顯然,對他進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關於這一點,原滿洲皇帝於1949年中期給斯大林的信就是證明。我現在從這封信中摘引幾段。看來,這封信使虛榮心很強的“領袖”感到滿意,當然,如果他沒有覺察到“機關”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話。
呈斯大林元帥:
寫這封信,對我來說是最高的榮幸。我一直對您懷有深沉的愛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關於自己想留居蘇聯的願望。過去日本軍閥限制我的個人生活。我不能瞭解蘇聯的真情40年來我第一次讀了您的書《列寧主義問題》和《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現在我認識到,蘇聯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進的國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指路明燈蘇聯政府廢除了死刑。這是蘇聯在維護人道方面的新紀元
過去我請求留居蘇聯。至今尚未答覆。我想在這裡工作。願您永遠健康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