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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麼積極的東西。那些我們珍惜的、對我們永遠重要和需要的東西之所以產生和存在，不是由於斯大林的緣故。看來，獲得如此之多的個人“勝利”的斯大林，到頭來卻遭到了徹底的歷史性失敗。為了評價斯大林的“遺產”（其遺物現在就可以讓人們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的某些結論和估計。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開幕時黨仍然稱聯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會相隔整整１３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黨的代表大會了。中央委員會的生活在戰後變得更加平淡無味。實際上，這個在代表大會之間領導黨的機關，在斯大林時代扮演了黨的辦公廳的角色：任命幹部，向各加盟共和國和各州的黨組織釋出指示，透過一些精神內容彼此驚人相似的決議。這些決議的大多數是有關農業方面的：關於消除集體農莊中破壞農業勞動組合章程現象的措施；關於妥善儲存國家糧食的保證；關於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集體農莊建設；關於小集體農莊的合併擴大以及黨組織在這項工作中的任務；關於在農業中宣傳和運用科學成就與先進經驗的安排，以及其他諸如此類振興衰落農村的嘗試。

在近處的一座斯大林的別墅裡，“領袖”身邊坐著莫洛托夫、貝利亞和馬林科夫這樣一些“大農業家”，長夜交談之後，產生的只不過是一些把農業越來越趕進死衚衕的強硬而頑固的死板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當斯大林感覺到，農村是在用長期的、無意識的、消極而又堅定不移的報復行動來回答他對莊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時，他就常常採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實際的辦法。正是在他積極支援下，李森科才步步高昇，並根據他的建議，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於１９４６年９月再次（像戰爭前夕一樣）透過了關於清查和取消“個別集體農莊莊員、組織和機關用於副業的非法佔有土地”的決議。檔案說，違犯者將“作為法律破壞者和集體農莊制度的敵人送交法院懲處”。正是斯大林建議（這當然也寫進了決議）在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農業部建立以副部長為首的農業宣傳領導機關這完全沒有必要。對一意孤行的、杜撰的決定，首先是行政壓力性質的決定，農村的反應是無聲的冷淡。

好多年過去了，中央委員會一直沒有開會。在討論了還是那些“提高農業”的問題的１９４７年二月全會之後，下一次全會直到１９５２年８月才舉行，這次全會就召開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問題作出了決定。報刊關於這兩次全會的報道，甚至採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幾天（？！——本書作者注）在莫斯科舉行了聯共（布）中央例行（？！——本書作者注）全會。”誰作了報告，問題討論得如何，這個“最近幾天”是什麼時候，讀者只能去猜測。官僚主義離開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這是官僚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黨的代表大會的，然而沒有代表大會，斯大林也不想在黨的領導方面進行大的變動。他知道，代表大會將會根據他的指令碼進行，並完全按照陳規透過他的決定。事情已到了這種程度，人們的良心早被趕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說一遍，黨成了他的一個團體。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決定給繼承人留些長期反覆咀嚼的材料——《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匆忙出版的新的兩卷“本人的”著作。看來，日益衰老和病魔纏身的“領袖”想同時為除掉他的許多多年的戰友打好基礎，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會後可以成為合適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遺產”的評定提供的新東西不多。但同時卻不乏有趣的材料。馬林科夫在１９５２年８至９月期間曾幾次向斯大林彙報了代表大會的準備情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的內容，代表大會關於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以及其他檔案和發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員的發言草稿，但它們很少使斯大林感到興趣。大家競相搜尋新的修飾語、“領袖”的功勳、美德、才能。斯大林沒有作書面批語，而是在接見奴顏婢膝的馬林科夫時簡短地講了幾點意見，它們聽起來就像無可爭辯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講話上。按照他的提綱，蘇斯洛夫帶領一個人數不多的班子準備了幾個講話方案。斯大林親自對講話作了最後的精細加工。

在代表大會開幕前的幾天裡，斯大林就確定代表大會在晚上７時開。他讓黨的最高集會服從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會主席團人數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