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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馬薩里克的傳略，他企圖藉助一小時的談話深入這位“神秘的蘇聯獨裁者”的內心世界。這一點他未見得能辦到。特別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談自己早年的情況。

在透過精神上的“正面和側面”審視斯大林的時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學校學習時，這個孩子表現出天分很高，記憶力非凡。索索掌握經文比別人快。新舊約全書起初曾激起這位宗教中學學生真正的興趣。他力求領會只有上帝才是無所不愛、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長時間學習神學這部教條和道德原則的總彙，很快就使朱加施維裡厭煩了。當時，在這位天資聰穎的學生的意識中，竟形成了一些對他後來的命運關係重大的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特點，而這是他本人也沒有覺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學校學習總共有１０年出頭的時間）。除去１０年宗教學校的生活之外，還應當考慮到柯巴�在監獄和流放地也呆了１０年。遭到社會歧視和排斥的處境，強化了年輕的革命者雖不外露但卻極為堅定的倔強性格，加劇了他對命運的不滿。先被接受後被摒棄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會遺棄者的處境，以及由此產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這一切無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跡。在宗教中學的獨居小屋和監獄的狹小牢房度過的成長過程中的頭１５年，歸根到底不能不影響到這位職業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維方式上，上述影響在幾個特點上都有所表現。

特點之一是對任何知識都想加以整理分類，把它們分成許多智力“小格子”，這也正是（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教義問答的思維方式”的特點。這種思維方式照例給周圍的人造成一種印象，覺得這樣的人頭腦“很有條理”，很有邏輯。斯大林思維方式的另一個特點同不能認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有關。朱加施維裡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後來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納不了的東西，索索都視為異端邪說，後來又視為機會主義。但是，既然他對自己信奉的理論上的種種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懷疑，他也就不認為需要批判地對待自己的觀點和意願。要知道，他從來沒有背離過（按他的看法）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原則。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雖然連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認這一點。如果對理想和有價值的東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於次要地位，那還會是好事嗎？宗教食糧和社會地位促使朱加施維裡養成了一種雖不外露但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一種誇大自“我”在編織周圍世界中的作用的習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沒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庫和梯弗里斯的同志們不止一次對柯巴說：“你有堅強的意志。”讚語給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維裡決定用革命的筆名把自己性格上的這一特點固定下來，於是給自己挑選了“鋼鐵”那樣的姓氏。從１９１２年起，朱加施維裡就已經在寫文章時署名“斯大林”�。不過，不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堅定性表示出來。例如，遠不具有朱加施維裡那樣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羅森費爾德也決定用“加米涅夫”��這一筆名來滿足自己的願望。但是後來歷史表明，“石頭”碰不過“鋼鐵”。斯大林願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無懈可擊、自己作為地區領袖的地位。堅持信念（信念是教條主義的堅實基礎），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貫的。

宗教學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維裡－斯大林形成了一種經久不變的教條主義思維方式，雖然未來的“領袖”本人也經常批判教條主義，只不過他對教條主義的理解是庸俗的、簡單化的。斯大林總是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些原理當作不可改變的金科玉律，並常常作出極其錯誤的結論。例如，由於把階級鬥爭的實質和意義絕對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個錯誤的公式：“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越大，階級鬥爭就越尖銳。”機會主義、派別活動、異己思想，對斯大林來說向來就是階級敵人的同義語。對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位昔日的宗教中學學生主要是從社會暴力的角度去看，而無視它的建設原則和諸如此類的內容。

斯大林在如何“對待”革命這個問題上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創造性地運用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學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維裡沒有受過別的教育）的影響，我們著重再說一遍，首先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內容上，而是表現在思維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也沒能擺脫教條主義的桎梏——誠然，這種桎梏的束縛並不總是表現得那樣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