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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著作所證明的那樣，對於列寧來說，領袖——首先是階級、社會集團的先進代表人物。列寧不允許與權力人格化有關的任何崇拜和神話現象存在。早在１９００年寫作的《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一文中，偉大的思想家就強調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黑體是我用的。——本書作者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④在此一年前，列寧在研究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運動時就指出了渴望追求知識和社會主義的“工人知識分子”的特殊作用。他認為，正是從這個階層中產生了“工人先進分子”。在列寧看來，領袖是能夠忘我地為滿足勞動人民利益而鬥爭的勞動者先進代表。列寧寫道：“歷次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中，都產生了像蒲魯東和瓦揚、魏特林和倍倍爾這樣的工人領袖。我們俄國工人運動看來也不會在這方面落後於歐洲。”⑤可見，列寧講的很多領袖是無產階級先進領導人的同義詞。

斯大林及其他周圍的人的行為邏輯就是要在黨內和國家內建立一種能夠確立“統治人物”地位的政治和社會關係體系。（“統治人物”這個用語，我是從普列漢諾夫所寫的對１９世紀法國哲學家伊·泰納的著作進行批判分析的文章中借用來的。⑥

第二部第五章　“統治人物”（1）

依我看，普列漢諾夫這個用語恰如其分地說明了３０年代初國內開始形成的局勢，即一個人如何上升為至高無上的領袖，如何確立了獨裁政治。這種狀況之所以能夠產生，是由於黨（不管說出這一點是多麼痛苦）允許、贊同了這種當代獨裁政治。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講“增強”黨在我們活動的各個領域中的作用，但是，無論是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中，還是中央關於這個問題的那個著名決議中，以及其他正式檔案中，都沒有講到黨在個人崇拜這種反常現象中有過，哪怕是在某種程度上有過錯誤。但是，在個人崇拜產生的諸多原因中，這是主要原因之一。對自己的領導人的無條件服從、無人監督、職務終身制，造成一種環境，使朱加施維裡－斯大林這種具有兇狠、敏銳、狡猾的頭腦、不知道妥協的人成了“統治人物”。他可以主宰一切，即主宰社會和經濟生活，也主宰人的頭腦。黨已不可能制定出使黨和人民避免獨裁的保護措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神聖家族》中有一個深刻的思想：“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著。站起來吧！”⑦

斯大林發表過很多意見，正確地解釋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沒有誇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強調了黨內集體領導的意義。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說：“個人的決定總是或者幾乎總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員會里，在任何集體中，都有發表值得重視的意見的人。在任何委員會里，在任何集體中，也都有發表不正確的意見的人我們的領導機關，即領導我們所有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大約有７０個委員。在這７０箇中央委員中有我們優秀的工業工作者、我們優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們優秀的供應工作者、我們優秀的軍人、我們優秀的宣傳家、我們優秀的鼓動家、我們優秀的辦國營農場的專家、我們優秀的辦集體農莊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個體農民經濟的專家、我們優秀的熟悉蘇聯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專家。”斯大林接著說：“在這個最高機構裡，集中了我們黨的智慧。每個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經驗，如果不這樣，如果由個人來作決定，那麼我們在工作中就會犯極嚴重的錯誤。”⑧不論斯大林是否願意，但是，他最後這句話不自覺地承認了一個思想：在集體化、黨的建設和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在文化領域中出現的“極嚴重的錯誤”中有很多正是由於變為“統治人物”的這個人的個人決定造成的。

這首先表現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列寧極其重視的集體領導原則。眾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六年中，根據黨的準則和政治需要共召開了６次代表大會、５次代表會議和４３次中央全會。在所有這些黨的會議上沒有權威的壓力，共產黨員能夠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闡明對某個問題的立場。通常，黨透過的最重要的檔案都是集體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決議的過程中注意（或者瞭解）各種態度和意見。就黨內和黨外政策的某些關鍵問題進行的熱烈爭論、妥協和大量辯論就是證明。

而在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後，當開始突出地宣傳對這個要人的個人迷信時，“領袖”採取了在制定決議中明顯限制集體領導的措施。他已經不需